从全球看，美国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制造业回国美国”，德国推出“工业4.0”，特朗普欲加码减税优惠吸引制造业回归。落实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振兴实体经济目标，必须认识“去工业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危害，并完善避免“去工业化”陷阱的相关政策。
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取决于其国际竞争力。从经济上看，国际竞争力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把国际竞争视同为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国际竞争力就是指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产品的能力;另一个方面是把国际竞争视为国内经济的比拼，因此，国际竞争力就是指一国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制造业在其中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造业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经济各部分的发展;制造业的领先又能使本国商品的市场开拓能力强于其他国家。因此，制造业不仅担负着国家财富制造基石的作用，也涵盖了一国引进吸收能力与输出扩张能力等。
“去工业化”究竟是趋势还是误区
一般认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后期，第三产业将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并被认为是一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
上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浪潮，形成几乎一种“周期”的态势。
美国首当其冲。作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美国早在20 世纪初就实现了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曾达到峰值28%，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40%左右。此后，美国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其它国家。1980年，金融、地产与专业服务增加值之和/ GDP首次超过制造业，制造业开始经历趋势性萎缩。随着金融业宏观监管放松，美国金融业突飞猛进和制造业外迁于2007 年前后达到高点。
其它发达国家的趋势几乎与此雷同。日本等国家则在更短时间内完成了这个阶段，同时也留下了更多“后遗症”。
日本经过战后2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此后，日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不断推进产业转移，也为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埋下隐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日本学界长期研究认为，产业空心化是导致产业竞争力弱化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谓“去工业化”，究竟是历史趋势，还是经济误区?
有关去工业化的公开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去工业化问题淡出;21世纪初，随着美国需求萎缩及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竞争，去工业化再次引起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普遍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金融衍生市场的过度膨胀和第二产业的空洞化是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去工业化研究热情再次被点燃。这一次，大家不约而同的提出，“再工业化”。
再工业化计划纷纷出台
2009 年10 月，美国失业率最高飙升到10%、GDP 同比增速-4%，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面临威胁。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美国经济要从过去维系在金融信贷之上的高消费模式，转向出口推动和制造业推动的成长模式。美国政府随即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等。这一系列行动及政策被称为再工业化。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也纷纷出台再工业化计划和政策。2008年9月，英国政府公布新的振兴国家制造业的战略计划;2010年9月，法国政府提出必须进行再工业化，在“新产业政策” 中明确将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2010年，西班牙制定了再工业化援助政策。
这次是认真的。此次“再工业化”战略均通过法案或计划的形式发布，有力保证了其实施与执行。
而且，本次“再工业化”战略有相应的多层次多方位政策部署进行系统性配合，有效保证了其顺利进行和收效显著。
首先是强化贸易保护措施。所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不断变化，涉及产品范围也不断扩大。比如加强反倾销及“双反”调查力度;加强技术性和知识产权贸易救济措施;甚至通过修改国际竞争规则或建立新机构来实施贸易保护等。
其次，用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回归本土。主要利用税收或补贴等扶持方式。美国取消了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所享税务优惠，同时为回巢及高端制造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此外，是加大高科技技术创新投入。欧美政府持续增加创新投入，并鼓励企业增加高端研发投入。美国《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草案增加了133亿美元科技投入，主要流向美国竞争力计划所重点支持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和国立健康研究院。
“再工业化”的新内涵
“再工业化”词条在1968年出版的韦伯斯特词典就有。这是美国作为政策计划第三次提出“再工业化”。而且，确实有一定的效果。
比如，引资效果显著。2000—2007 年美国制造业FDI(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 36%，小于同期制造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5.03%; 2008—2013 年美国制造业FDI 年均增长率高达7.55%，大于同期制造业OFDI 的5.22%。
实体经济持续提振，美国制造业总产值于2009 年大幅缩水后连续高速增长。出口市场强劲复苏，2010—2014年间累计增长了52.76%。其中，高科技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9—2012 年间，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从2009 年的16.5%上升至2012年的17.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从2009 年的82.6%下降至2012 年的81.6%。但劳动雇佣比重走势正好相反，第二产业劳动雇佣比重下降幅度大于之前的年平均降幅，第三产业劳动雇佣比重持续上升。这种背离说明虽然美国实施“再工业化“，其内涵与我们想象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回迁等迥然不同，回归的制造业是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的企业，其生产率的提高大于其雇佣员工人数的增加，因此，“再工业化”战略也进一步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
不错，这次再工业化，不是旨在恢复和振兴传统的制造业，而是一种重设计、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精细工业化”，是通过产业升级，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引领和改造其他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信息、生物、医疗、环保、空间等新兴产业。在智能化的大趋势下，服务性不再是制造业的对立面。
同样的倡议，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这一次，应该是通过科技和创新，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融合度变得更高。
中国还不是制造业强国
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与制造业的蓬勃紧密相关。从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历史看，中国发展的机遇，与改革开放的过程和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后的制造业向外迁移的过程不无关系。
然而，中国还不是个制造业强国。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仍有相当差距。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仍以粗放式为主，亦未能形成规模效应。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易受外界经济冲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力红利正在下降，资源过度消耗也使环境压力巨大。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的90%以上，但只占世界工业制成品的10%左右，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近些年，中国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则急剧上升。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我国企业。欧盟委员会2012年9月宣布对我国光伏组件、电池、硅片等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该争端年涉案金额近1300亿元。日前的“市场经济地位”之争也是一例。中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外部市场均受到挤压。与此同时，欧美等国的产业吸引力相对增强，我国国内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房价上升、环保压力、税费等，使企业感到运营压力日益增加。
此外，尤其在前些年的“GDP竞赛”中，只想追求速效，不愿意解决对短期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采取了一些可能竭泽而渔的措施，强力加大提前消耗，硬性提高虚假需求，甚至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给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带来了严重的扭曲。时至今日，要把自己打造成“金融中心”的城市数不胜数，对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片面追求已成为普遍现象。经济走向“脱实向虚”。
未工业化、去工业化遇上再工业化形成的“陷阱”
纵观历史，中国的问题昭然。中国的工业化卡在了所谓“周期”的陷阱中。一方面，由于发展速度超常，中国制造业与日本类似，在较短时间内就开始追逐制造业“周期”末段，发生了“去工业化”的现象，而更危险的是，中国只是体量庞大，其实根本“工业化”未及。这事实上破坏了中国制造良性发展的路径，形成了经济“脱实向虚”，并且难以回到正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起步较晚，还在上一个“周期”之中，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周期”中来，因此，“未工业化”遭遇“再工业化”的资源争夺战，进一步加重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压力。并且，由于我国实体经济本就不够扎实，“虚火上升”只会更加重系统风险的可能性。
中国有中国独特的优点，但别人犯过的错误，中国也都在犯。而且由于时间短促，压力集中，消化难度更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农村人口占比仍高，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
从企业层面来看，应积极应对国际制造业发展新形势和新趋势，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实现中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一方面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发展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的突破。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能力，树立企业品牌意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但必须注意的是，企业作为微观个体，千差万别，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竞争和正确的激励，进而才能够形成最活跃、最优质的市场，得到最具价值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因此，市场政策决策和制定者的导向才是其中关键。
应创造工业化的有利营商环境
当前至关重要的是，要培育适合企业积极发展的营商环境，以及能够公平优胜劣汰的高效市场。
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强化制造业在作为工业经济中心和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定位，坚决改变一些地方盲目追求虚拟经济指标增长的产业结构政策扭曲现象。因各种原因形成的资产泡沫不但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也打压了制造业的积极性。当地方政府因自身收益而助推房价的时候，才会出现实业因房租太贵而无以为继，同时又因两套学区房就起死回生。但这种童话无异于杀鸡取卵，促使制造业无立锥之地。所以，政策制定和执行必须要放弃短期利益，放眼长期，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和投映于市场的激励机制，提高智力能力，加强监管能力，挤压企业虚拟经济投机行为空间，促使经济脱虚向实。
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最在乎的，无非是两点，投资收益，以及运营环境的稳定性。因此需要切实下功夫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一些额外成本和制度交易性成本。比如税负中许多“费用”既不透明又缺乏法理依据。而运营整体政务环境需进一步加大公开、公平程度，以法律为准绳，使行政政策和手段受到应有的约束和监督，实现宏观稳定和一致性，实现对实体经济和微观客体的服务功能。
准备扎实的基础条件。加大对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财力投入，也通过完善制度使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融资变得更容易;重视职业教育，整合高校教育资源，强化职业工人的素质教育和实践培训;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平台，加快信息交流;整合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资源共同开展研究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探索积极、有效、长效的合作模式。
后记
未来的制造业，将在预测分析、物联网、智能化和新材料等方面实现突破，这些也将成为国家竞争力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目前，美国的成就仍很突出。须知，由于一直聚焦于服务创新领域的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上高新技术和教育最发达、最集中的区域。因此，美国现有的制造基础和实质控制力仍然非常强大。
必须承认，美国的确经历过很多弯道和风险，但这些经历在被充分吸收后，如果从更长期的历史观看，反而能够使其发展更加熨帖。
反观中国经济，和工业化问题一样，是速度过快造成的周期历程太“赶超”而衣不称身带来的撕裂痛，也是起步太晚造成周期历程“没赶上”而衣难蔽体带来的牵扯痛。中国对自己经济的理解和研究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这往往使我们卡在了某些理论中的“周期”之间。
这是个奇怪的陷阱。我们一方面很容易以为我们是我们还不是的人，另一方面却惊异的发现我们以为自己是的人已经不是我们以为是的那种人。
中国意识到了新时期的新挑战。这是好事。但怎么做?困难并不小。宏观蓝图中，要寻找能够真正实现远大目标的微观世界支柱。
好在我们是一个勇敢勤劳节约上进的民族，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的动力应当还有更大的激发空间。如何充分有效调动各方因素，才是经济发展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