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992年生的张家伟来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的一家玩具厂做电工。入厂第二年，厂里引进了几十台机器，每台最多可完成原来10人的工作量。
对这个变化，张家伟没太放在心上。他第一次在网上看到“机器换人”这个词时，只觉得这跟厂里的机器有关，于是开始留心这方面的报道。
又过了一年，一家本地的培训学校到厂里发传单，“机器人工程师培训”、“职业发展新契机”这些词吸引了张家伟，他第一次将厂里的机器与更好的未来联想到一起。
他报名成了学校机器人班的第一届学生。学费5800元，他怕学不会，和学校商量着交了2500元，想先上一半的课试试。
“机器人编程就像整个车间的大脑，学了它就可以改变命运了。”张家伟满怀希望。
然而，他在第一堂课就受到了打击，“听不懂”。两年来，只有单休的张家伟在每周唯一的休息日骑自行车去学校上5小时的课。同学从刚开始的两个变成七个，最后走剩两、三个，只有他一直坚持不缺课。
两年课程结束，他学到一些最基础的编程知识，却“画不出工厂需要的图”，改变命运的希望似乎泡汤了。
厚街工人业余休闲的广场。文内图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
“没见过谁会讨厌机器”
在张家伟开始学编程的2014年，“机器换人”更频繁地出现于他手机的几个东莞本地资讯类微信公众号。那一年，东莞市在珠三角率先提出启动“机器换人”计划。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近年来不断增加，一份来自全球经济研究和政府企业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只比美国低4%。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出口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利润空间的挤压，都使得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遭到蚕食。2015年11月20日，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记者招待会上称，广东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东南亚低成本竞争“两方面的挤压”，人口红利正逐步减弱。
东莞已连续3年每年安排2亿元预算资金资助企业实施“机器换人”。2016年1月26日，东莞市政府“1号文”再次聚焦“机器换人”，宣布全面实施“机器人智造”计划。
不过，“中国制造”长期实行相对的低工资和低福利政策，实行压低劳动报酬来保证高投资率的模式，使得许多企业对廉价劳动力心存执念。
成立于2007年的广东拓斯达科技是一家自动化系统集成商，其董事长吴丰礼觉得，9年前的自己像一个“机器换人”的“布道者”。
“我们不停跟企业讲用机器会带来什么好处。”
“结果呢?”
“10家有1家接受就阿弥陀佛了。”
头几年，拓斯达的业务员拿着资料给企业做宣传，对方的反应常常是，“来中国大陆投资就因为人工便宜，人口红利没享受到，在这投资有什么意义?”
“爱普生1983年就在全球销售机器人，但在中国一直没机会。”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华南区负责人李炎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凸显了用人成本上升的问题，所以在2009年——”他快速做了个前进的手势，“我们很smart(编注：敏捷的)地跟上了。”这一年，爱普生在中国设立工业机器人业务部门。
2008年后发生了什么?
中智人力资本调研与数据服务中心公布的《2016年一线用工管理调研报告》称，2009年后，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密集地区开始大规模出现“用工荒”。东莞市人力资源局2016年春节后的调查显示，即使在推行“机器换人”的东莞，仍存在企业缺普工的问题。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无法为普工支付有竞争力的薪酬。
《财经》的报道指出，一般工业升级换代的需求及汽车行业投资的增加，构成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迅速增长的两大动力。2008年后，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增速开始加快，并在2010年迎来首个爆发式增长。
也是在2010年，吴丰礼发现公司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公司以业务行销为主，后来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业务员去‘布道’，我只要找到专业人员为客户做专业分析就行了。”
吴丰礼坦承自己不会预测经济大势，但这位“布道者”还是迎来了机器人行业的春天。对机器设备，客户不再纠结“买还是不买”，而是来咨询“买什么”，即用什么样的自动化方案改善工艺、改造车间环境、节约人工成本、提升企业形象。客户数量也逐渐从以外企、大型民营企业居多，变为以中小企业居多。
不过从利润来看，外资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仍是拓斯达的主要客户。李炎也说，爱普生“暂时活在富人堆里”，合作的多是富士康、华为、OPPO这类大客户。
“大企业尚且有许多产线没实现自动化，而东莞有很多中小企业。”李炎笑了笑，“所以潜力无限。”
被问到对东莞“机器换人”怎么看，李炎的表情认真起来，“我没见过谁会讨厌机器的。”
机器的两面
木工范贤凯也不讨厌机器，即使是在被机器切断手指后。
他在东莞一家家具厂当技术工人，其手艺来自父亲，父亲的手艺则是爷爷教的。
2009年，厂里开始引进机器，祖辈传下来的技能没用了。
2015年，一台精密推台锯切掉了范贤凯的两根手指。
刚引进机器时，范贤凯“没什么感受”。唯一让技术工人有点心理不平衡的是，他们的身份从“木工师傅”变为普通工人，工资也变得跟普工差不多。
“有机器后，人只要打点胶水、钉下钉子什么的，技术的用武之地很少了。”
但在不久后，普通工人也开始不满起来。引进机器头一年，产量提高了，工人们却罢了一回工。
“厂里的收益大大提高了，给我们加的钱却很少，这几年物价一直上涨，怎能不罢工?”这次罢工以带头的主管被老板解雇告终。
更让范贤凯难以接受的是，厂里的领导为提高效率，把精密推台锯的护具拆了。用机器裁木需要两个工人用手按着，“有护具干起活来不方便，影响速度，但可以避免危险。”他和领导提了几次意见都不管用。
一次，范贤凯正在裁一块9厘米窄的门框，因为木料上很多又大又硬的结疤，门框在光滑的机器上打滑了。范贤凯一下没按住，门框跳起来打到手，他的手碰到锋利的锯子。
医院替他接回了两根断指。他拿到十多万元的赔偿，离开工作了9年的厂。没有正规的工厂肯招断指的工人，他只好回湖南老家，帮做小本生意的母亲看店。
“机器换人是好事。”回忆起受伤的事，范贤凯很平静。一身手艺没了用武之地，他不觉得伤感，被机器锯伤，他也不怨机器。
他在意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引进机器后企业对待工人的方式。
一个被历史学家视为人和机器关系恶化的经典例子是卢德运动。19世纪初，机器在英国工业得到广泛使用，与此同时，英国失业人数攀升，工资水平不断下滑。
1811年3月初，诺丁汉郡一批自称是“卢德将军麾下”的工人在夜色中捣毁了一个商人的60多台织机。捣毁机器活动在诺丁汉爆发，临近地区纷纷效仿。到1813年，政府处死了17个卢德派成员，并流放7人，议会通过一系列法律严惩毁机罪，卢德运动才被压制下去。
许多研究者认为运动中的工人出于盲目无知而敌视新技术和新事物。这种观点将机器和工人对立起来——机器化是历史潮流，卢德运动是逆流而行。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卢德分子的“捣毁行为不只是针对机器，还针对原料、制成品甚至是雇主的私人财产，这要视哪一种损害对雇主来说最为敏感。”他考察卢德运动前后的许多工人捣毁行动，发现其中没有出现任何敌视机器本身的问题，捣毁机器不过是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
“工人对机器的看法很朴素，要么觉得机器换人好，以后干活没那么累了，要么担心被机器换掉会失业。”香港科技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黄瑜说。她从去年9月开始研究东莞“机器换人”问题，采访了60多位工人，和他们交流对“机器换人”的看法。
“如果机器换人只为资本服务，那结果就是工人下岗;如果是为工人服务，就能减少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让工人改善生活。”黄瑜认为，“机器换人”是双刃剑，它能让工人的工作更轻松、安全，也可能让工人失业，政府应该注重劳资关系的平衡。
“很多工人对我说，既然政府补贴机器人应用的企业，能不能也补贴下岗工人或帮助他们重新就业。”
被换的人去哪了
在厂里推行自动化前，范贤凯所在的厂有300多名工人，引进机器后剩100多人。每当工人合同到期离开后，厂里就不再招新人，减员悄无声息。
采访过程中，多家企业都用“自动流失”来形容他们的减员方式。早在东莞“机器换人”政策出台并在珠三角掀起机器换人热潮前，格力电器已经在推动自动化。格力集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人员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格力的减员通过“自动流失”实现。“人员减少后，我们不补充，而是通过其他提高效率的手段——比如自动化——来满足生产需求。”
东莞厚街镇招工。
2016年5月25日，多家媒体报道称，富士康在其江苏省昆山市的工厂中引入机器人，工人数量从原来的11万减到5万。
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的回应同样是“自动流失”，“事实上昆山园区员工数量是在过去六、七年间自然减少的结果，并非是裁员。”
“我进玩具厂时有上万员工，现在只有两、三千，近年厂里效益不好，不想要那么多人，我自己也想走。”学了两年编程没学会，张家伟和原来的工厂合同期刚好也满了。他选择了离开，理由是“看不到希望”。
“工资不加，也没升职空间。那里的人一直在流失，做三年多待遇和职位仍跟一个新进员工差不多。”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指出农民工就业普遍存在“短工化”趋势，工作持续时间短、流动性高，新生代农民工(80后)的“短工化”趋势尤其明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调研人员说，“年青一代农民工更容易因其高教育程度带来高职业期望，因此，年龄越小，换工频率越高。”
该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工在用工单位的升职空间有限，超过1/3的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薪酬、技能和管理层级均无提升。超过60%的农民工因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主动辞职。
然而，多数农民工换工作后未获得职业地位提升，只有42%的农民工薪酬有所提高，仅11%的人在技术等级方面得到提高，15%的人在薪酬、技能和发展前景均无提高。
“工厂的人员流失加剧也和90后年轻一代的心态有关，他们很多在厂里做一段时间不高兴了就走，”一位人力资源行业资深从业者对澎湃新闻说，“但过几年他们就会发现，频繁换工作没有意义。”
如今，张家伟在惠州一家生产铜箔的工厂做电工，待遇和以前比没有改善。他苦笑道：“我已经不去想什么希望不希望了。”
工人的高流动性和企业的招工难，使得“机器换人”并未表现出企业为引进机器而解雇工人的现象。但随着自动化的普及，工厂的普工缺口将进一步减少。
被机器“换掉”的工人去哪里了呢?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原东莞市副市长贺宇的看法是，东莞的“求人倍率”还是很高(记者注：“求人倍率”指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求人倍率高表明就业形势稳定)，一个企业部分工人转岗后，很快就会被其他企业或服务业吸纳。
心连心惠众人力资源集团董事长谢志昂对澎湃新闻说，“我们开了化妆师、月嫂、育婴师、面点师、茶艺师、网上运营等培训班，都有政府补贴。希望这些培训能帮助普工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
“机器换人”只是刚拉开序幕，”广东智通职业培训学院院长黄廷胜说，“现在没有那么多人被换，可能三到五年后这个现象才会比较明显。”
机器人班培训。
寻求升级的工人
“机器换人”也催生了新的人才缺口，操作机器设备及管理自动化生产线的技工、技术人员非常抢手。
许多机器人供应商在给企业提供自动化方案和产品时，还要为客户培训工人。一位在机器人供应商工作10年的工程师说，“我给工人培训时明跟他们讲，学会自动化编程，一万好几一个月没问题。这样的人紧缺，基本上都是互相挖角。”
“光卖车没有司机是不行的。”拓斯达董事长吴丰礼如此形容为企业培训人才的必要性。许多客户产品上线后，拓斯达会安排几个工程师驻客户的工厂3个月甚至更久，教工人使用机器。
“每天让工人写培训心得，有些学过就忘了，工人中途离职，我们还得再培训，挺艰难的。”
他半开玩笑地说：“特别好的客户说不定我还送个工程师给他，免得他挖。”
心连心惠众和智通人才都嗅到了这一市场需求，相继在去年和今年开设机器人培训班。与张家伟所上的培训学校不同，这两家东莞老牌人力资源企业都非常强调实际操作，并提醒学员成为高级技术人员是漫长的过程。心连心的每个学员要在结业前到企业实习6个月，智通则安排学员跟着工程师进驻工厂实训。
“在学校学了，还缺工厂的实际体验场景，这个场景感的培养至少要三到四个月，加上机器人被用在不同的产品线上，不同产品有不同要求，学员适应起来可能又要五、六个月。”黄廷胜说。
“在我们这培训完，要一到两年才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工程师。”
多位广东机器人供应产商的工程师告诉澎湃新闻，普工要通过学习转型为“机器换人”所需的技术人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机电、自动化或数控基础;熟悉生产工艺。
对手艺熟练的纺织工人陶美琴而言，只要拿下前者，就能顺利“升级”。
陶美琴
今年37岁的重庆人陶美琴，90年代中期来到广东打工，一直从事纺织业。过去，她用手摇机来织片，费力且效率低。“双手得来回推，你不动，手摇机就不会动。一工作就要站几个小时，遇到赶货加班，还得多站几个小时。”
陶美琴的工厂所在的东莞颖祺实业有限公司由港方注资，是东莞较早有自动化意识的企业。2004年，公司就开始建新厂并购置自动化机器。
新买100台机器后，工厂分出电脑针织横机车间和传统手摇机车间，并贴出公告，让愿意转部门的工人去电脑机车间。
最初有一部分工人畏难，不愿转。“去了电脑车间的，学了几天回来跟工友说操作电脑机很容易，大家一听，慢慢就都愿意转了。”
渐渐地，手摇车间被工厂淘汰。
传统手摇机，手摇车间被淘汰。
2006年，厂里要挑选3男3女去学画花(记者注：东莞纺织业用“画花”代指编程)，陶美琴想尝试新的工作，回家和丈夫商量，丈夫很支持，“先去试一下，学不会再换工作。”
陶美琴仍心有疑虑，工厂领导便对她说，“给你几个月试试，学不会可以先去电脑车间做一段时间熟悉机器，有能力了再继续学画花。”她终于下定决心参加培训。
工厂引进的是德国和日本公司的机器，两家公司为6个参加培训的工人提供一周的免费课程。课程结束后，厂里请了位高级技术人员，带着他们边学边做。
机器人班培训。
“刚学的时候，电脑上都是英文，我们看不懂，就靠死记字母。”最艰难的时候是初学的两个月，“没在12点前下过班，都是一两点才睡觉。”他们白天帮车间干活，晚上一起互相交流学习。“每天的工作都有出新，碰到新款式就要研究这个款式怎么做。”
半年后，6人都成长为能够熟练画花的技术人员。
机器人生产线演示。
该工厂的厂长向澎湃新闻介绍，过去一个工人只能操作一台手摇机，而且工人每天至多能工作10小时。换成电脑机后，织片车间一人可操作8到10台机器，且机器能保持24小时运转，为工厂节省了大量人力。
周淦华是东莞市安盛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与颖祺实业不同，让他打定主意购买机器的不是用机器提高生产率的先见之明，而是客户要求的倒逼。
2008年后，中国制造业进入微利时代，“很多订单流失到东南亚，现在我们的客户以欧美名牌服饰为主，必须追求质量才能留住订单，人工来做根本达不到客户要求。”
2010年，公司试着买了一批机器，很快便尝到了生产质量和效率提高的甜头，不到半年又买了一批。
周淦华又去柬埔寨、越南等国家考察，“那里土地和人工便宜，但缺对产品工艺的研发能力。”东南亚之行让他更笃定提高工艺才是公司的优势，“以前是求量，现在我们大多做品牌客户，订单总量少了，但利润空间更大。”
谈到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颖祺实业公司的厂长丝毫不担心，他神色得意地说，“以后你们逛Levi‘s、H&M，看到‘中国制造’的毛衣，很可能就是我们厂的。现在‘中国制造’的质量最好，比东南亚强多了。”
2014年，陶美琴升任该公司画花中心主管。一起学画花的5个80后年轻人，“两个姑娘嫁人了，跟老公做餐饮;三个小伙子都自己创业去了。”
“刚接触机器很陌生，压力很大。”陶美琴说。她属于工人升级中比较幸运的，因为“手摇机的原理和画花有相通之处”。
“用心一点，都学得会，一步一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