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方面组织出版了专著《工业文化》。在该书序言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强调，工业文化发展滞后，严重制约工业转型升级。此语一出，激起广大工业人强烈共鸣。
苗圩指出：“我国工业大而不强问题仍然突出，在产业结构水平、自主创新能力、质量品牌建设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这与工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有密切关系，集中表现为创新不足、专注不深、诚信不够、实业精神弱化等问题。”事实上，尽管中国自古就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不同时期也涌现出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工业典型，《中国制造2025》中也特别明确，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但山寨文化大行其道，社会心理过度追求低价，人心浮躁不思兢兢业业侈谈创新创业的现象比比皆是。
重视实业兴国，回归匠人精神，让诚信经营与精湛工艺被社会精确洞察，并匹配价值，是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高举创新转型大旗的工业界、企业界应有的沉着与冷静，坚持与定力，也是走向智能论坛编委们念兹在兹的重要话题。本期特别刊发走向智能论坛核心专家顾问团成员郭朝晖先生剖析我国工业文化深层次难题的文章，题为《文化：智能化和数字化过程中的深层次困难》。
文化：智能化和数字化过程的深层次困难
工信部一位老领导曾经指出：最近5年，智能制造对汽车行业的影响很大，但对钢铁行业的影响不会太大。笔者基本同意这一判断：原因是两个行业的数字化水平不一样。数字化是智能化最重要的基础，离开数字化，智能制造只能是空中楼阁。现在，汽车行业有了很好的数字化基础，钢铁行业还不行。故而未来的发展速度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钢铁和汽车都是我国重要的制造行业，产值都占到我国GDP的5%左右。钢铁行业并不比汽车行业落后。在笔者看来，先进钢铁行业在3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定制化生产，可以说具备了工业4.0的基本特征，钢铁行业面临的是3.5到4.0阶段的问题、汽车行业面临的则是3.0到3.5阶段的问题。那么，是不是钢铁行业比汽车行业先进呢?也不不能这么说。这是因为：钢铁行业组织定制化生产，比汽车行业简单。所以，在笔者看来，在工业4.0的征途中，钢铁行业在前半程领先，或许在后半程落后。
笔者一直认为：钢铁行业落后在数字化。钢铁行业的数字化真曾经非常先进。2003年，中国制造业信息技术500强评比，宝钢曾经荣获第一，并在10个单项中荣获6个第一。在宝钢的计算机中，老早就有了ERP、MES乃至PLM的影子。只不过当时并没有这个叫法。
那么，钢铁行业数字化，现在落后在什么地方呢?在笔者看来，在生产制造的主流程上，钢铁行业的数字化并不落后、甚至一直都是领跑者。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落后在设计、制造、研发等环节上。
在主流程上，钢企的自动化水平很高。但在辅助流程上，自动化的水平就较低了，如检测和维修维护过程。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为什么差距很大?本质上与国情有关：我国劳动力成本低，辅助流程上采用高度自动化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所以，即便是中国最现代化的钢铁企业，在人均产量都与国外先进企业有较大区别。原则上讲，只有劳动力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推动这种技术的进步才有经济价值。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面临就业压力。减员增效的工作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做、公司和科技人员都不愿意去做“砸人饭碗”的事情。
在研发、服务、设计等环节上，我们大体却处于“小作坊”的水平。其实，研发、服务、设计等过程本质上也是生产过程：是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采用流程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手段。事实上，华为采用的IPD本质上就是“知识产品”的流程化生产。流程化生产需要解决多方面的问题，如组织架构、协调机制等，还要有“元件”：就是各种标准、软硬件模块。
从工业2.0时代发明流水线开始，人们就开始意识到“标准化”的重要性。没有标准化，就没有高的工作效率、没有高的质量保证。而标准化需要用数字化来界定并用计算机来管理，才能走向工业3.0时代——这些原理，应该同样适合“知识产品”的生产。
生产知识产品的流程和部件都应该“标准化”。在笔者看来，部件的标准化就要做到数字化、模型化。数字化和模型化的好处是：知识可以沉淀、可以共享、可以持续改进。只有这样，企业的知识积累才能避免“黑瞎子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 知识激烈的短期效益不大，但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30多年前，宝钢引进了日本的生产技术。当时我们就发现：日本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用“模型”算一算;有些模型可能不怎么靠谱。但他们不怕：如果算出来不合适，就改变模型。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工作习惯。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习惯继承下来。
在钢铁行业，要设计一个新产品，会涉及到成千上万的数据。我们现在的习惯是“类比法”、“经验法”：看看和过去的是不是差不多。再加上“实践法”：不合适再改啊。但我们却不习惯于把自己的做法变成模型。很显然，对每一个具体工作来说，拍脑袋比做模型简单得多。在我们的技术人员眼里，用模型来计算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久而久之，“老法师”在企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企业对老法师的依赖也越来越大。
这让我想起两种人：大厨和中医。很多人探讨过：肯德基和麦当劳可以做到全世界，是因为他们采用标准化的做法、不过度依赖大厨;中医之所以进步缓慢，是因为缺乏数字化指标。这样的文化来到钢铁企业，不就是这样吗?
有时候，将知识实现数字化积累，确实很像“杀鸡用牛刀”：投入多而产出少。这种做法的效益，来自于知识的复用和积累，效益体现在后续环节。然而，到了我国，推进又有问题了：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岗位意味着权力：数字化的东西总有不足之处。为了显示自己的价值和学问，很多人不是设法去完善、支持数字化的工作，而是去建玻璃墙。这样一来，数字化怎么可能发展得好呢?
这一点有点像中国的软件产业。由于国人不愿意为软件付费，导致中国的软件产业很难生存。所以，买软件的一半要和硬件相结合，才能卖出价钱。同样，搞数字化模型的人，同时要绑定若干具体的应用，才能体现价值。这就像开发Word的技术人员，要把用Word写的文章拿去发表——在社会分工如此之细的今天，实在是可笑。
数字化工作首先是投入而不是产出：为其他领域的产出奠定条件。很多人以数字化很少直接创造价值为由而反对。这就好比：有人要向上盖高楼，看到往下挖地基就提出反对一样，实在荒唐可笑。
以上的各种现象很普遍，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严重地阻碍着数字化和智能制造的发展。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曾这样评价袁绍：“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世界上的热点很多，泡沫也很多。什么时候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什么时候应该不为小利驱动，是区分英雄和庸才的关键。不舍得对数字化下功夫、花代价，可谓现代的“袁绍”。
我们国家刚刚从农业社会中脱离出来。小农时代的文化烙印很深。在农业社会，人们习惯于自由散漫、不爱守规矩、不习惯于走极端、不鼓励想象力——这是与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的：人们没有必要这么做。进入工业社会，人们要学会守纪律、守规矩、标准化——这是工业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在创新社会，人们甚至要习惯于“走极端”，没有走极端的也就没有创新。
研发服务过程的数字化就是要把人的思维过程规范起来;这时，很多人就觉得不习惯了;数字化要做得好、要走向智能化，还要面临“苛刻”甚至“变态”的需求，这时，很多人又不习惯了。所以，各种习惯势力所代表的文化，是我们迈向智能化的现实障碍。
回到开头：在数字化浪潮面前，钢铁行业落后了，走在了汽车行业的后面。在笔者看来，客观的原因是：在研发、服务等环节，钢铁产品的数字化更加困难;主观的原因则是：汽车行业的数字化是国外先进企业引领的，而钢铁行业在国外已经成为夕阳产业。这时，文化的弱点就可能阻碍整个行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