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2015年发布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和工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计划曾明确提出，三年内投入9400亿元，推动50%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技改，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迈进。
广东各市政策更是百花齐放。比如，东莞为提高企业“机器代人”意愿，设立专项资金进行贴息补助，并开展企业“零门槛、零首付”技术改造信贷计划。佛山则每年安排5300万元扶持大型骨干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开展“机器代人”和成套自动化设备改造。
而“机器代人”也初见成效。仍以东莞为例，该市66%制造企业实施“机器代人”项目后，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64.9%，产品合格率从89.3%提高至96.6%，单位产品成本平均下降12.5%。
人工是无法与机器人相提并论
深圳上市公司雷柏科技是一家2002年创办的键盘鼠标生产企业，目前已是国内最大的无线外设设备生产商。
在公司生产车间内，在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个机器人快速而准确地挥舞机械手臂。生产线之间，稀稀落落地走动着几个员工。有的车间，七八个工业机器人扎堆作业，只有两个工人负责监控作业，或者在原料用完后，进行上料工作。在一个车间中，两台机器人不断进行着机械手臂抓取零件后，直接精密对接。“以前一个车间有320名员工，使用工业机器人进行生产线改造后，目前下降到120个员工。而且还有精简空间。按照一名员工月薪4000元计算，减员的200名员工，等于给公司减少了960万元的人工成本。”在一道工序前，查代松解释称，一个工人8小时可以做5000件，一天工资大约150元。而一个工业机器人，一小时可以完成1400件，每天可以工作12个小时。
雷柏科技副总邓邱伟对记者称，雷柏的工人最多时有3200多人。从2007年开始，成立了自动化小组，大量买入工业机器人，整合生产线，减少对人工的依赖。同时建立了系统平台对接供应链系统、产线系统、客户管理系统、内部员工管理系统等。目前一个机器人自动化投资项目投资回报期下降到两年半左右。简单初步估算，可以为公司每年节省8000万元的人工成本。
“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是无法与工业机器人相提并论的。”佛山市艾乐博机器人创始人农百乐对记者说，“机器人员工”不会有工伤，不会闹情绪，也不会春节回家一去不返，更不会要求涨工资。
事实上，企业更看重的是，工业机器人能否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才是企业竞争之本。法恩洁具喷釉班班长蒋小勇对记者说，使用工业机器人进行喷釉，产品的合格率大幅提高。去年底，工业机器人喷釉系统试生产时，总共完成200多个马桶的喷釉工作，只有1个马桶不合格。如果使用人工喷釉200多个马桶，不合格的数量将达到4～5个。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2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首个拐点，劳动年龄人口在多年增长后首次下降，人数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0.6%。
各地出台机器代人计划
2014年，《深圳市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年)》及《深圳市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政策》出台。其中指出：7年安排35亿元，建设2～3个机器人产业园。
2014年7月，佛山市顺德区政府发布“机器代人”计划，鼓励家电、机械、家具等10个行业制造型企业通过智能装备、成套自动化生产线等技术改造更新技术装备和设备，单个企业补贴额最高为100万元。
2014年8月，东莞也出台了《推进企业“机器换人”行动计划(2014-2016年)》提出，东莞到2016年将争取完成相关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机器换人”应用项目，推动东莞全市一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对企业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设备租赁等方式购买“机器换人”设备和技术的，将按照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事后奖励或贴息支持。2014年10月，佛山市也提出，对采购使用本地工业机器人产品的传统制造企业，给予每台1万元的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
2015年1月6日下午，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率队到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调研，研究推进广东省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发展。当时朱小丹指出，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加快制造业智能化，是推动工业化信息化相融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广东省正抓紧制订全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以抢抓“机器换人”的时间窗口期，大力支持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加快发展。
珠三角不仅更广泛地使用机器人，还要打造机器人或智能装备产业基地。广州、东莞、珠海致力打造机器人制造基地，深圳、佛山则把智能装备作为自己的新兴支柱产业。广东省经信委也将以“珠三角地区规划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基地”为目标，大力扶持智能产业的发展。未来几年，珠三角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产业规模将达数千亿元。
机器换人冲击中国就业?
世界机器人大会秘书长徐晓兰认为，各地积极推动机器换人有政策引导的倾向，但更多的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她告诉记者，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地区，人口红利下降、人力成本上升、人才结构矛盾等问题正在倒逼国内制造企业以机器换人;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原来的农民工可能难以承接新的工作，企业也招录不到所需劳动力，也只能进行机器换人，实际上现在很多领域单位产量所需机器人的成本并不低于劳动力成本。
对于机器换人会带来失业潮的担忧，徐晓兰认为，一方面，机器人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机器人广泛应用的人机交互技术是工人与机器协同生产;另一方面，机器人催生的新产业生态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徐晓兰表示，机器换人兴起，其本身就是人口红利消逝的“果”，自然就不能把前者归咎为失业之“因”。“对失业担忧的背后，实际上是产业转型升级中出现的人力结构与岗位需求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中国每年有近八百万大学生面临着就业压力，而他们不愿意去做工人;另一方面，过去几年里农民工待遇大幅上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然而农民工的劳动素质和职业能力却并未同比例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也无法适应产业升级、新技术发展的要求。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曲道奎也表示，中国企业的传统优势是低成本、劳动密集，而机器换人需要最多的是科技、人才、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随着中国传统产业竞争优势逐渐不复存在，产业转型升级将伴随着人员的重新配置。
这必然会出现部分结构性失业。不久前公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在机器换人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等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结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可能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甚至会出现比较严峻的失业风险。
徐晓兰认为，应对机器换人，当前急需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与素质。一方面让机器代替下来的员工再次走入课堂，重新就业;另一方面，中国也急需培养一批具备“工匠精神”、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技术工人。
机器人必须面对四大挑战?
徐晓兰认为，中国的机器换人确实出现了较好的苗头，东部沿海地区很积极，比如广东、浙江等地区已做了相应的战略规划。“这些地区面临的产业调整压力更大，工人荒现象更严峻，但从全国看，尚未出现大面积的机器换人现象。”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秘书长姚之驹介绍，机器换人在区域分布上最为集中的还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其中，珠三角以广州、佛山为代表，工业机器人应用量非常大，此外深圳的服务机器人是目前国内最为先进的地方;长三角以上海、江苏为代表，机器人的四大家族在此均有布局。此外，目前潜力比较大的地区一个是以重庆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另一个则是环渤海地区，比如唐山的工业机器人，北京医疗机器人、教育娱乐机器人，天津的水下机器人。
徐晓兰不赞同大跃进式地推进机器换人。“我们更应关心的是，目前中国的机器人面对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是否具备了产业化、自主创新的能力。”
在她看来，目前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还不成熟，自主创新、核心零部件仍然脆弱，盲目、大跃进式地进行机器换人，势必导致直接从国外进口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甚至整机，使得庞大的中国市场拱手相让。
她表示，机器人产业不能像光伏行业一样发展，走只做装备集成的道路。
天津一位机器人企业高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内机器人在伺服电机、关节减速器和控制器三大核心零部件中都不掌握核心技术，基本上都依赖进口，中国的机器人企业很多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组装。
姚之驹表示，从结构上看，工业机器人主要由本体、伺服电机、关节减速器和控制器四大部件组成。目前，除本体外的三大关键部件中，减速器和伺服电机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国内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在关键部件配套方面严重受制于人，基本没有议价能力，以致整机制造成本与进口整机倒挂，在与国外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根据曲道奎的测算，中国机器人需要进口的电机、减速器等零部件的成本占到了机器人总成本的70%左右。
在高端市场，中国机器人也面临窘境。据姚之驹提供的数据：国产机器人装备应用增速最快的主要集中在搬运、码垛、上下料等一般工业领域，2014年增长了73%。而在高端的汽车电子领域，外资品牌占据了90%的市场，此外，国内外资品牌在焊接、装配领域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姚之驹认为，中国发展机器人必须面对四大挑战：核心技术的缺失，中高端产品上的差距，缺乏质量评价与监督，以及中国对国际市场开放，但出口却频遇壁垒。
机器人产业是否会产能过剩?
高端失守的另一侧，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在低端的重复建设。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李东在参与制定机器人“十三五”规划时，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产业是否会出现产能过剩?
根据李东掌握的数据，目前中国生产机器人的企业超过了800多家，其中超过200家是机器人本体制造企业，大部分以组装和代加工为主，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产业集中度很低，总体规模小。同时各地方还有超过40个以发展机器人为主的产业园区。
姚之驹认为，40多个已建或在建的园区意味着机器人产业出现了重复建设的苗头，必须要吸取光伏行业的教训。
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端智能制造事业部的一位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所负责招商的园区目前已入驻60多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园区将在土地租金、购地成本、科技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机器人企业所能争取到的一切政策。
而一位园区内的机器人企业高管则透露，在其所在的园区，多家企业都在做同样的产品，高额的补贴使其免受亏损之虞，甚至园区内有些企业注册了多家公司，然后蛰伏在多家产业园、孵化基地之中，从而获取多倍的政策红利。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机器人行业的补贴整体上有益于研发和产业化的发展，但具体项目支持的准不准，还是与项目的把关、专家评估、后期评估和追踪有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部分地方存在“领多份补贴”的情况。
左世全认为，没有重点、“到处撒芝麻”的扶持政策反而效果不好，对于技术实力比较强的企业，应该给予持续性的支持，尤其注意龙头企业的培育。
至于中国机器人产业到底是否会产能过剩，李东表示，从供需上看，机器人产业的市场潜力令人期待，而且中国机器人大多是订制，很少有库存积压，中国机器人供给能力特别是高端供给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我国机器人产业面临着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但现在最突出的是机器人产业的结构性问题，我们要防止将高端产业低端化，防止将资源都花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方面，防止重招商引资，轻创新，轻人才培养的倾向。” 李东说。
李东表示，政府应积极引导各地区、企业，按照自身条件和优势，理性和差异化地发展机器人产业，引导政策资金和资源要素向优势地区和企业集中，避免一哄而上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机器换人后工人何去何从?
以机器换人来降低制造业用工成本已成社会共识。广东、浙江、江苏、深圳、重庆等制造业集中的省市，机器换人行动已强力推进数年。进入“十三五”后，不但上述省市的机器换人力度依然不减，而且还有更多省市加入了进来。
据最新消息，仅作为国内电子产品代工中心昆山市的富士康苹果代工厂，最近刚完成的新一轮机器换人行动，就一次性换下员工6万人。经前几次机器换人，富士康昆山工厂员工已降至11万人，经过最新一次机器换人，留下来的员工只剩5万人。这还没有排除富士康昆山工厂是否还有下一次机器换人安排。
另据昆山市政府披露，仅去年一年，包括富士康在内，昆山市共有35家台企出资6.1亿美元用于机器换人。而根据今年计划，参加机器换人的台企将增加到600家。这600家台企均块头较大，其年产出占到昆山市GDP的六成以上。如果机器换人行动推进顺利，据昆山市政府调查预估，在未来两三年间，将有上百万目前在昆山就业的外来员工被机器夺走饭碗。
由于中国经济死守6.5%增长底线的压力极大，调结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又要损失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导致稳(保)就业已成当下社会的敏感话题之一。因此，尽管机器换人力度和实际进展，均已超出此前所作预估，但各地在介绍或报道机器换人进展时，都未将换人数量作为成绩予以宣扬，只突出参加企业数量、投钱数量、劳动生产力提升百分比和用工成本下降比例。
虽说机器换人令大量外来年轻蓝领员工失去了饭碗，但作为企业行为却又无可厚非。机器换人较集中的地区，地方政府不但全力支持所在企业，尤其是用工量大的大型代工企业实施机器换人，而且还给予一定比例的“购机补贴”。地方政府算账既精明又务实，尽管补贴需要动用财政资金，但换人后的企业能继续留在当地发展，对地方十分划算。而且，还有更隐性的实惠是：鉴于机器换人地区的政府，无须为被换下来的外来员工承担再就业责任，数万、十数万甚至更多数量的外来员工黯然离开后，地方政府治安、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配套投入，亦得到大幅减轻。
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已在相当程度上把人类从繁重的重复初级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然而，与人类“抢”饭碗的机器人，并没有就此停步，保安、客服、收银、家政、陪聊、陪护、演奏、清扫、餐饮服务等人工岗位，亦已开始被机器人批量取代。更有甚者，连公证、遗嘱、离婚、商标注册等初级法务等，机器人也已批量取代人工。不仅如是，就连普遍被认为很难被机器人替代的会计、记者等岗位，机器人也毫不客气地“挤”了进来，而且记账、写稿反倒更精准、更快捷。于是，在市场上和社会中，皆已有舆论开始担忧，机器人会不会夺走人类的大部分饭碗?
其实，需要担忧的甚至已成火烧眉毛般急切的，并不是担忧未来而是直面现实已刻不容缓。在国内制造业各产品门类普遍面临产能过剩、产品压库的窘状下，以富士康为例，其昆山工厂被机器人淘汰的6万员工，绝大多数皆不可能在长三角地区被其他工厂重新接纳。他们的低学历和低技能，决定了他们只能返回老家去，然而，他们的老家，却没有那么多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可以吸纳他们。也许有人会说，服务业比重连年提升，就业吸纳能力水涨船高。笔者想说的是，在电商和“互联网+”的强势冲击下，传统服务业同样在萎缩，各类带电触网的现代服务业则嫌他们层次过低。何况当制造业整体步入萎缩周期后，服务业也缺乏稳定增长的用人需求。
简而言之，“十三五”期间，被机器人换下来的中低技能的产业工人和其他各业员工，很可能逐年呈几何级数般增多。现状是，如何妥善安置成千上万的他们，各地政府目前皆没有分出相应的工作精力予以通盘应对。如果这种现状持续至“十三五”，它将演变为又一个带全局性的突出社会难题。
如何在机器人时代不纠结?
IBM的一位高管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表示，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与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进行国际象棋比赛，在对弈到一半时，“深蓝”由于软件故障走了一步闲棋。卡斯帕罗夫认为“深蓝”后来变聪明了，他本人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从而帮助深蓝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和茱莉亚?柯比(Julia Kirby)警告称，与卡斯帕罗夫一样，人类可能轻易将未来拱手让给机器。
他们写道：“许多知识型员工非常担心。鉴于这些史无前例的工具有可能导致我们失去工作，我们应该担心。但面对我们身边正在出现的大规模变化，我们也不用感到茫然无助。”
《只有人类需要求职》的两位作者指出，并非每一种工作都可以自动化。变化可能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发生——他们援引未来学家保罗?萨福(Paul Saffo)的至理名言：Never mistake a clear view for a short distance(望山跑死马)。关键是，人类有能力塑造自己的命运。在“扩增”(augmentation)而非简单自动化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开发机器、给机器编程以及向机器下指令，调整自身以适应与机器合作。机器至今“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就犹如肌肉，它们可以成为大脑，使我们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柯比和达文波特列举了一些较为悲观的预测，阐述如何避免被机器压迫或者取代。少数高级经理将“向上迈步”，从事监控自动化系统的岗位。其他劳动者将会“向旁边迈步”，在激励、创造或移情等机器不擅长的领域发展职业。
还有些人将会“迈进”这一行(通过进一步学习计算机工作原理并研究如何改进它们)、专攻某个狭窄领域(成为超级专家)，或者“向前迈步”开发新的系统和技术。
许多人已经做出了这些改变，并描述了其中的诸多变化。这里有丢了工作的律师“迈进”这一行，成为一名自动化合同审查的专业监督者;也有编辑“向上迈步”，开发了一套计算机化系统，用于准备和发布运动统计数据和盈利报告。如果将适应能力强的人与计算机搭配，就可以消除单调乏味的工作，人性化地应对这种变化。
两位作者表示，开发者必须“设法帮助人类更好地进行最具有人性特点、最有价值的工作”。然而，只是简单断言这种光明未来不会让它变成现实。促使老板们选择最有效的机器人解决方案的诱因会非常强烈。达文波特和柯比“希望企业让人类工人可就业的努力将成为他们‘社会运营执照’的一部分”。但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即便不是一厢情愿，它能及时实现吗?
面对不确定的前景，这是一个很好的行动号召。但是让我们为2026年的续集设计自动化的故事创作工具吧。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知道，那些向上、向内或者向前迈步的人们是维持了充实的工作存在，还是只是在海啸来临前蹚水。
中国机器人十大产业重地
重庆
早在2011年便提出了要打造“全球机器人之都”的口号，产业发展目标为，2020年，重庆机器人产业销售收入达到1000亿元。
长沙
到2017年年末，长沙将力争实现工业机器人产业产能突破100亿元;在全市重点工业领域实现工业机器人规模化应用，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100台/万人。
东莞
自2014年起每年支出2亿元财政资金扶持企业”机器换人”，目前大量的机器人已运用到生产线中。
天津
着力突破机器人整机、零部件设计制作与集成、机器人用材料及加工技术。
沈阳
我国最重要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之一。2015年沈阳机器人相关业务收入超过50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产品占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逾20%。沈阳新松是我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排头兵，市场份额遥遥领先。
青岛
在青岛高新区规划建设占地3000亩的青岛市机器人产业园区，作为青岛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的主体和核心区域。目标是，到2020年，全市机器人产业总产值超过100亿元，成为国内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级机器人产业基地。
浙江省
“机器换人”战略为浙江省工业机器人产业开启了巨大的应用空间。据调查，浙江省制造业使用的工业机器人总量占全国的15%左右，居全国第一位，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52台/万人，大大高出全国36台/万人的平均水平。
芜湖
首个国字号机器人试点集聚区，截至2016年2月份，芜湖市机器人产业园入驻的机器人企业共56家，产业规模达70亿元。
上海
力争建设成为我国机器人产业高度集聚的研发中心、制造中心、服务中心和应用示范中心，整体实力进入世界一流阵营。2020年全市机器人产业规模力争达到600亿-800亿元。
深圳
2014-2020年每年投资5亿元人民币援助机器人相关产业发展。现在，深圳市与机器人有关的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达到30处、工程实验室16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处、公务服务平台7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