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技术将会极大地改变电影与游戏，但还有一些人看到了这个蓬勃生长的科技的一个更崇高的目的：给世界上贫穷者和弱势者更好的生活。Oculus Rift的创始人帕尔默•拉奇(Palmer Luckey)和他的首席科技官约翰•卡马克(John Carmack)甚至讨论起了将虚拟现实带给大众的“道德重任”。
正如拉奇爱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想过得幸福，但让所有人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是不可能的。” 但是，虚拟现实可以为数十亿人呈现所有那些富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虚拟版：徜徉卢浮宫，扬帆在泛着金光的加利福尼亚海岸，或者只是坐在一片草地上，仰望头顶纯净湛蓝、没有雾霾和污染的天空。“虚拟现实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拥有这些体验。”拉奇说。
虚拟现实或许可以让数十亿人体验到这样的美景。
卡马克，一个探索3D图像的先驱者，已经秉持这个使命二十多年了，但直到最近，虚拟现实背后的科技才跌到了这样的价格点：虚拟现实头戴设备可以像一个便宜的智能手机一样廉价了。卡马克表示，这使得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改善全世界人们的真实生活成为了可能，甚至包括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们。
卡马克说：“你可以想象，未来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台这样的设备，这意味着，一些原本只属于富人的令人向往的体验可以被合成复制，提供给更广的人群。”
你会选择接入吗?
当然，这一点假设了人们愿意绑上虚拟现实设备，并且愿意对真实的事物和看似真实的事物间一切有意义的区别视而不见。在四十多年前，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就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实验探究了这个问题。他在1974年写道：“假设有一个体验机器能给你一切你向往的体验超级厉害的神经物理学家可以通过刺激你的大脑，让你觉得你正在创作一部伟大的小说，或者在结交朋友，抑或是在阅读一本有趣的书。而这期间，你其实一直都漂在一个水箱里，脑子上接满电极。你会选择接入吗?”
对于早在2002年逝世的诺奇克来说，答案显而易见：人们不会。他写道：“通过想象一台体验机器，并意识到我们不愿使用它，我们明白了在体验之外，自己还在乎一些其他东西。”但是，全世界实力最雄厚的一些公司——其中有脸书、索尼和谷歌——都在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意图大规模生产实际上就是体验机器的产品，并且完全相信人们都渴望接入。
谁“绝对”会接入•拉奇能算一个。“如果你问虚拟现实业界任何一个人，他们都会给出同样的回答。”他说。
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显示，有拉奇这样想法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最近，我在拥挤且被雾霾笼罩的北京生活了几个月，真切地记得自己注意到有多少人都沉浸在3D 幻想游戏中：在有如巨大洞穴一样的网吧里玩，或是在令人窒息的地铁上、或熙熙攘攘的购物中心里用智能手机玩。这些游戏在中国非常流行，数以亿计的人们空空消耗他们的时间，专注于梦幻西游或是魔兽世界这类虚拟世界里。这似乎削弱了诺奇克对体验机器难题给出的回答，同时也强化了许多虚拟现实业内人士的狂热信念。菲利普•罗斯德勒(Philip Rosedale)说：“虚拟现实中的生活与“真实现实”中的生活没有分别。”
罗斯德勒是流行网络世界“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共同创始人，他现在正在搭建“高保真” (High Fidelity)世界。它们尝试创造的，都是一个如同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他的里程碑式小说《雪崩》(Snowcrash)中所描述的“超元域”(Metaverse)那样的世界：一个可被几百万人通过虚拟现实头戴设备访问的巨大的虚拟世界。(拉奇已经宣布了自己要建造一个超元域的长期目标。)
在Second Life(第二人生)中，玩家可以(和)泡澡、逛街，在网上构筑虚拟人生。
这些硅谷项目和激发它们的科幻小说之间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相似感。史蒂芬森的超元域蓬勃发展之时，现实世界恰恰正沉沦于苦难中：犯罪和社会混乱困扰着美国，经济崩溃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在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正在改编成电影的2011年畅销书《玩家一号》(Ready Player One)中，穷人们生活在堆叠起来的拖车屋里，在他们悲惨的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个叫做“绿洲” (Oasis)的超元域里度过的。即使罗斯德勒和拉奇这样的创业者们建造了真正的超元域，现实世界仍要面对一个被不确定的经济前景和全球气候变化塑造的未来。Oculus的首席科学家迈克尔•阿布拉什(Michael Abrash)说：“人们有个地方可以逃避，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个想法当受谴责——甚至更糟。
在《玩家一号》中，穷人们生活在破破烂烂的拖车屋里，在虚拟世界的“绿洲” 里苟且度日。
虚拟现实改善穷人处境?等他们长大了就不这么想了
“视虚拟现实为一种安抚全世界穷人的工具，这种想法狭隘得骇人听闻。”麻省理工大学大众传媒中心主管，Rewire：Digital Cosmopolitans in the Age of Connection一书的作者伊森•扎克曼(Ethan Zuckerman)如是说。“这就像一个西部式的幻想，一个梦：新技术会解决难题，而且是一个那些试图解决问题的人并不真正理解的难题。”
就扎克曼来说，他是理解这个难题的。他曾在加纳和肯尼亚生活数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运营一家高科技非政府组织，Geekcorps。他抵制虚拟现实是种有意义的万灵药这个想法。“通过给非洲人虚拟的面包和马戏，来让明显的经济不平等变得不那么明显，这个点子非常邪恶，而且是在妄想。”
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是微软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的一名跨学科科学家，大部分人认为“虚拟现实”这个词在一代人之前流行起来应归功于他。对于拉奇“虚拟现实改善穷人处境”的愿景，他将其归结为年轻人的天真。“我猜，一旦他再长大一点、到过世界上其他地方之后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他说。拉尼尔补充道，他针对的并不只是23岁的拉奇，其实，他在硅谷的同事中听到过更极端的议论——他们展望的，是一个富人长生不死、同时“其他人都有个虚拟现实”的未来。拉尼尔认为这个想法“邪恶”，并且担心它“会导致猛烈的反应”。他说：“我更愿意看到一个每个人都是一等公民、没有人生活在黑客帝国中的世界。”
然而在科技圈里，这样的怀疑论调相对稀少，你更有可能发现，远远更多的人有着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一样的信念：虚拟现实“将会成为数十亿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他是对的，那虚拟现实的影响将会非常深远。没人知道，当数十亿人开始习惯于使用虚拟现实时，我们的社会结构会如何改变。
如果连“第二人生”这样一个过时而笨拙的虚拟世界就能产生如此深远的效果，当人们接入全浸入式虚拟世界的时候，又将会发生什么呢?
至于我自己，我在“第二人生”中充当“站内记者”的经验让我有了些不安的预感。即使我认为线上世界是互联网最杰出的合作创新作品之一，总有一种感觉在我脑中萦绕：许多用户是靠忽视线下的生活与人际关系来出现在“第二人生”里的。公司内部的数据显示，大部分最活跃的用户每天在“第二人生”中消耗六小时以上。另一项研究表明，人们从那个世界获得的快乐要比从现实世界得来的更多。
如果连“第二人生”这样一个过时而笨拙的虚拟世界就能产生如此深远的效果，当人们接入全浸入式虚拟世界的时候，又将会发生什么呢?并不难想象这样一种情境，在这情境中，我们搁置现实问题，任其堆积恶化，而这只是因为任何意图解决问题的民主意志都被更愿意躲进虚拟世界、而非解决真实问题的大众截断了。这一想法让我想起了拉奇告诉给我的一个观点，他说：“当你有了完美的虚拟现实，你就可以想象一个无须让其他任何事物变得完美的世界了。”
卡马克认为我的担忧危言耸听了。他说：“二十年多前，关于虚拟现实社会影响的那些不咸不淡的讨论就已经进行过了。他说，这些论点错误地区分了真实与虚拟。
他说：“如果一些人爱读书胜过一切，为他们提供一个大图书馆就不是对他们的伤害，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更少参与其他活动。如果人们拥有虚拟的幸福生活，他们就拥有幸福的生活。就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