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2015年7/8月号刊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题为《为什么说技术乐观主义者错了》的文章。文中指出，有这样一个“乐观的版本”：“人类将在信息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突破令过去两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人类将过上更像神一样的生活”。而马丁·沃尔夫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从理论上讲，真正智能机器“能够使人类过上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它们最终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这一成果如何产生和分配”，“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增长疲软与不平等显著加剧的并存”，“最终结果也可能是产生极少数大赢家和大量失败者”;“毕竟，决定结果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能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必须修改它们”。
尽管上述结论极有可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的改良主义的主张，但此文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入发展，随着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兴，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在美国主要的刊物上，竟然也出现了要求现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及分配制度必须修改的观点。这对现在一些仍执着笃信“新自由主义”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人应该是一个提醒。
一、当今世界处于“互联网+”领衔的生产工具大变革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社会的发展变化，往往是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开始的;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大发展最终必然要求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
当今世界正处在生产工具大变革的前夜。这一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从生产工具的角度看，全球已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在工业领域，主要是互联网加机器人、3D打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太空技术、传统制造业等;在农业领域，是互联网加智能农业、生物工程等;在第三产业，是互联网加金融、商务、教育、医疗、媒体、各种新兴服务业等;在社会领域，是互联网加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
在今后若干年内，“互联网+”这一新兴和先进的生产工具的诞生与发展，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劳动效能，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疾地冲击人类的时空观念和交往思维方式，改变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等。以数据海量采集、存储及其分析应用为基础的“大数据”理念和技术，也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全球信息产业的又一次聚合和提升，都属于“大互联网”的范畴之中。可以说，以互联网技术领衔的信息革命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相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和迅猛发展，充分彰显着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威力。
二、“互联网+”正在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
深入分析“互联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运行，将会看到，“互联网+”将逐步削弱甚至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带来“大灾难”。
第一，“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使得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民众与高新的甚至传统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得社会的相对需求逐步减少甚至锐减。在今后一些年内，“互联网+”的大发展，必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必然根本改变各个产业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方式。以亚马逊公司这一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为例。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在《互联网不是答案》一书中说：“实体店产生1000万美元的营业额平均需要47名员工，亚马逊只需14名雇员”;仅“亚马逊2012年在美国大概毁掉2.7万个工作岗位”。“汽车共享服务公司UBER有1000名雇员，市场价值达182亿美元，其估值相当于租车业巨头安飞士和赫兹两公司之和。所不同的是，这两家汽车租赁公司雇用了大约6万名雇员。”(加拿大作家迈克尔·哈里斯：《对安德鲁·基恩所著〈互联网不是答案〉书评》，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5年1月2日)
英国牛津大学两名研究人员评估了美国700个职业“计算机化”的可能性，得出结论：“‘美国47%的就业机会面临危险’。在今后10年至20年的时间里，半数工作都有可能自动化!”无人驾驶汽车“是作为一种技术壮举出现的”，“司机这个职业在美国是最普通的(开重型汽车、轿车、客车和出租汽车的司机多达400万)”。(让·马克·维托里：《机器人对抗就业》，法国《回声报》网站2015年5月6日)
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劳伦斯·科特利科夫甚至认为：“即将到来的变革所导致的生产力提高，可能使未来几代人的生活总体上变得更加糟糕。工人被机器人取代，他们的收入也可能落入机器人的所有者手里，大多数工人将‘被退休’”。(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为什么说技术乐观主义者错了》，美国《外交》双月刊7/8月号)
随着“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可以想见，在未来几十年内，大量无人工厂会大量涌现，这些无人工厂的机器人，可以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时，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物美价廉的产品。“互联网+”的发展，无人工厂的出现，必然逐步带来就业人口和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会导致更多的企业破产和更多就业人口的衰减;导致新的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和更多企业的破产。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第二，“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垄断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愈具竞争力，因而垄断产品的市场愈具全球性。互联网渗透制造业，必然使得工业产业形成新的百舸争流之势，也使得资本主义竞争必然产生垄断这一经济规律得以新的充分的展现。所谓自由竞争本质上是厮杀的过程，而垄断则是这种厮杀后的必然结果。在“互联网+”进程刚刚开启的首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看到，从现代化交通工具、通讯工具、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那几家国际知名品牌。世界各国普通民众在日用品选择上与美国总统一样，比如都喜欢并使用高露洁牙膏。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物美价廉的产品会层出不穷，这就使得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超额垄断利润或薄利多销积聚大量财富，从而在生产与销售领域又迅疾地加剧着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
第三，“互联网+金融衍生品”模式的泛滥，使得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国际垄断资本可以脱离实物经济和生产环节，在金融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领域，仅仅通过小小的鼠标轻轻地一点，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成几何级数的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当今世界上所有股市、期货、汇率、种种大宗商品等金融衍生品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坐庄”。金融是经济全球化和当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的命脉和血液。“互联网+”既是金融帝国主义登上顶峰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又是造成当今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通道。
正是主要基于广大民众就业岗位逐步减少、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使得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现象：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愈来愈穷的根本标志，就是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剧增多。换句通俗的话讲，日益贫穷的绝大多数普通群众已经没有多少钱可供富人再来榨取。这是“互联网+”引领的生产全球化其中包括金融衍生品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
为了维持本国GDP一定的增长率和就业率，世界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几乎都在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但这些宽松的货币绝大多数最终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账户。人类财富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2013年全球个人财富掌握在富豪手中的有40%，2014年则为41%，而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到2019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46%。(蒂纳·凯泽：《2016年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富有地区》，德国2015年6月15日《世界报》网站)全球85位富豪积累的财富超过了35.7亿这一半数世界人口的财产。(阿曼多·B·希内斯：《公共债务：数万亿的谎言》，西班牙《起义报》2015年5月31日)就连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特德·克鲁兹也说：“从全国范围来看，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据的收入份额之大超过了1928年以来的任何年份。”(吉尔·莱波雷：《富愈富，穷愈穷》，美国《纽约人》周刊2015年3月16日)
应该说，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和极少数人暴富的两极分化，是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中最深刻、最基础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其他所有变化的基础和根源，其他所有变化都是这一根本变化的派生。
三、“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
在任何时候，社会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并运行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疑有着永恒的魅力。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以“互联网+”领衔的高新科技革命和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而言，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段时日内，可以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转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使其内部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保护和促进高新科技这种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超越一定的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的甚至绝对的贫困，并难以容纳新科技变革带来的生产力急剧增长，抑制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
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属性，但科学技术必然为科学技术占有者服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还必然利用和占有科学技术，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就意味着资本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以工业生产为例，“互联网+”时代的生产模式可以表述为：劳动者+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终端。其中，“劳动者”是人，“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终端”则是资本所拥有的生产工具，这些智能生产工具，都是资本的承担者。在当今世界，在短时期内，智能机器人还无法全部代替人工，因此工业生产仍然离不开大量工人。“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终端”使得流水线上的生产速度加快，结果是工人的劳动节奏和紧张程度明显加大。由于智能机器、智能网络和智能终端的发展，工人操作也将日益简单化、工人可替代性明显增强，加上过剩劳动力大量产生，使得劳动力价值又最大化地贬值，工人的实际工资将降低。因此，“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
随着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也将进一步激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因此，我们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放入更长的历史长河中考察，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不仅不再是第一生产力，而且会成为资本的奴仆。“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造成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状况的加剧，并且会造就一批又一批与国际垄断资本对立、对抗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等，进而发展壮大由先进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随着资产阶级掘墓者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则是可想而知的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这一新生技术力量只有归还人民大众，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不是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恰恰相反，是日趋接近。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可能有较大甚至更大的曲折。
“互联网+”的大发展，往往会首先和主要冲击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本质上的“中等收入阶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把西方社会的稳定寄托在所谓“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上。这就是建立所谓的“贫富两头小，中间‘中产阶级’大”的“橄榄型社会”。在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说来，所谓的“中产阶级”是发展壮大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可以利用自己的金融、贸易规制、科技等霸权，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以供给国内各个阶级阶层购买;另一方面用海外获取的丰厚垄断利润为穷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待遇，建立所谓的“福利社会”;并且用海外获取的丰厚的垄断利润为所谓的“中产阶级”支付比生存工资高的薪水，使他们在就业期间享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在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中产阶级”也会处于正常的发育之中。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谓“中产阶级”经济上的标志，就是有着相对较高的工资等较为稳定的收入，并可以以此作为抵押，进行“车贷”“房贷”等，以提前支取和享受自己甚至是子孙后代的“资源”。但经济一旦进入下行通道，或者步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就不仅会造成大量普通劳动者的失业，而且会把大量的所谓“中产阶级”抛入失业大军。美国《外交政策》首席执行官戴维·罗特科普指出：“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的幸福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将在创造就业方面产生前所未有的可怕效应”;“换句话说，律师和会计师很可能要感受到流水线工人几十年来感受到的痛苦”。(戴维·罗特科普：《第三次工业革命》，2012年11月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
据美联储统计，由于房价、股市等暴跌，2007年至2010年间，美国家庭中位数净值缩水39%;有50%的“中产阶级”在经济衰退期间与原有的经济地位相比有所甚至明显下降。(叶·伦：《美联储说，美国人财富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缩水40%》，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2年6月12日)
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依据，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等收入阶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而必然不断出现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阶级分化上。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的大发展，随着全球工作岗位的逐渐减少，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逐渐加大，随着各国广大普通民众购买力逐渐下降，随着各国主权债务突破无法承受的极限，随着全球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被抛入绝对贫困行列，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动乱终将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仅工人阶级队伍在数量上会不断壮大，其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也必将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更何况，中等收入阶层绝大部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这些人年纪轻，学历高，掌握着各种高科技，当这些人被抛入贫困者行列之时，他们与本来就处于贫困行列的“蓝领工人”阶层相结合，其斗争的反抗形式和效果会与以往经济危机中有很大的不同。
2015年7月2日，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员布伦达·M·西弗在一篇文章中对总统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表示如下忧虑：“决策者一般都颂扬全球中产阶级崛起所带来的长期好处”，“不幸的是，中产阶级扩张在短期内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一直被相对地忽视了，而且这两者还因全球化和数字革命而被放大”;美国“中产阶级”“仍然面临薪酬增长停滞、裁员、大学费用飙升以及债务等诸多问题”;“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的中产阶级也承受着类似的或者更糟糕的厄运”;“这一趋势可能助推关键国家发生社会革命”。这位学者在文中还引用了《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这样的观点：“中产阶级甚至是最具革命性的社会阶级。”(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员布伦达·M·西弗：《美国应该惧怕全球中产阶级的五大理由》，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5年7月2日)
四、“互联网+”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无疑无比光明
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被国际金融及产业等垄断资本所占有和主导，它们主导并规制着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在通往“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大变革的路途中，不仅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阶级有着不同的合作、竞争直至较量，而且不同的国际金融、产业等垄断资本之间同样有着不同的合作、竞争直至较量。
互联网无国界，但互联网企业有“国籍”。就是一国之间的互联网和“互联网+”领域本身也在十分激烈地厮杀着。互联网和“互联网+”领域既是新的生产力孕育和壮大的“摇篮”，也是金融衍生品滋生和洗劫的“乐园”。“互联网+金融”在美国的泛滥，使得金融垄断资本首先在美国不仅不是为物质商品生产服务，反而不断吞食工商业资本，使得美国逐步失去物质商品的生产能力与创造能力。它还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进一步吞食世界工商业资本，从而在美国与全球范围内酿就失业的加剧和各国有效需求的衰减。
经济全球化不是始于今天，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宣布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开始。新一轮的全球化，始于苏联亡党亡国之后。这与“互联网+”这一崭新的生产工具登上全球舞台几乎同步。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也都开始品尝美国主导的“互联网+”的苦头，即使美国统治者自身也在嘟囔着“互联网+”带来的诸多“麻烦”：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的上升，全球“恐怖主义”和所谓“恐怖主义”的增多，国家和私人信息受到惊人的攻掠，发达国家的孤立主义和不少国家的民族主义、反移民情绪的急遽上升等等，这些似乎已成为全球需要共同治理的“新的公共安全领域”。有的学者甚至判定：“全世界已进入‘去全球化时期’”;“在2013年，最富裕的国家比2009年多采取了23%的保护主义措施”;“互联网的自由度正在降低，许多政府给本国互联网筑起了围墙”;“去全球化时期过后，世界最终都会恢复正常，但有时要到发生全球冲突(如二战)之后”;“历史表明，当前这样的去全球化时期可能会产生持续数十年的影响”。([美]乔舒亚·科兰齐克：《大规模的去全球化》，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2015年2月1日)
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就是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不断交替中曲折前进的。我们十分清醒地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的发挥还有一定的潜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合作、竞争、较量还在进行之中;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角度讲，“互联网+”与反“互联网+”的合作、竞争、较量也在进行之中。但是，“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必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基本矛盾会更加尖锐，并与现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发生大冲突，从而引发生产关系的一定变革甚至大变革。这种变革在未来一些年内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实质上的“小变革”，就是说，国际垄断资本“割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较大的调整，为绝大多数穷人让利，这可以延缓资本主义的生命，罗斯福新政的本质之一就是如此。二是实质上的“不变革”，即国际垄断资本不作让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将被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穷人所变革，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乃至运动将较快地有较大的复兴。国际垄断资本无论是“小变革”还是“不变革”，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必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互联网还会使先进的革命理论的传播变得如同国际金融资本通过互联网掠夺别国和他人财富一样便捷和迅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高度评价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在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中的作用。他们说：“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在当今时代，互联网会使当今工人阶级的联合几个月或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达到。特定条件下的“蝴蝶效应”足以使整个地球卷起“当惊世界殊”的风暴。
当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帝国主义在全球经济政治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它们也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我们还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对苏联的演变中，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技术和办法。其中，它们运用广播电台以及电视、报刊发挥了独特、重要的作用，比如，用许多虚假和错误信息对苏联人民反复灌输，并使许多人深信不疑。但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新式媒体，它的最大特点不仅是速度快、容量大，而且显然更是发布者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信息发布者发布了虚假信息和错误东西，知情者就有可能对此立即进行揭露和反驳。这种双向互动，恰恰是单向灌输的广播、电视和报刊等其他媒体所缺乏的。
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揭露和反驳，世界文化霸权主义的发布者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控制，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段时日内取得成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说，由于互联网的诞生，世界文化霸权者企图运用互联网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当然，互联网上各种观点都有，可以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辟了坦途。人们在争鸣中可以比较、鉴别、提高，这对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理论水平有极大的好处。
从局部和短时段看，互联网有着很多弊端;但从长远、根本上讲，互联网这一崭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有可能会使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使得全球各地零散的“社会主义复兴的幽灵”长上在全球迅速传播和集聚的翅膀，这无疑有助于极大地推动全球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反抗与斗争由自在转为自为，并进一步更加紧密地团结和联合起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正确或错误的理论都是自在，都是古今中外不同阶级和不同利益群体的特定代表人物对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不同的把握与不同的表述，而人们的认识才是自为。人们不被正确的理论所说服和掌握，就必然会被错误的理论所说服和掌握;不把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必然把错误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们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人们的错误思想如何才能被抛开?也只能通过社会实践。人们实践的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而失败，则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我们绝不是为苦难和灾难本身唱赞歌，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中的屡屡失利，就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人们不仅需要正面说教，反面教材的作用往往比正面教材来得更为刻骨铭心。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通往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道路上，苏联亡党亡国的灾难令人警醒，我们也会牢记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的警世恒言。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各种灾难中汲取深刻的教训而不断成长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无疑是艰难曲折的，但前途也无比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