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李克强首倡“互联网+”概念，正式提出“制订‘互联网+’行动计划。”
“互联网+”的出现，被认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点睛之笔。创新、开放、连接一切等“互联网+”蕴含的重要价值正契合智慧城市的核心理念。
“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社会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政府当下亟须遵循既有的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发展思路，继续积极深化改革，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
政府“上网”
地方政府主动摆出了拥抱“互联网+”的姿态。6月，深圳市政府与腾讯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9月，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广州会见了马化腾。双方签署了《共同推进“互联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互联网+”在市场的特点是遵循消费者驱动的原则，用户需求、行为通过运用网络平台和分析工具，形成大数据反映给市场，市场即时根据这些需求反馈并改进生产。
记者观察，深圳市与腾讯在国税、地税的合作中，改变了以往通常的缴税方法。
通常，纳税人缴纳国税时，需先与银行签订委托代扣税款协议，申报应缴税后由通过横向联网系统通知银行扣缴税款，或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刷卡缴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缴税方法很难满足形势的要求。现在，第三方移动终端支付也应用于缴纳税款。而地税实现了缴纳车船税费。
腾讯表示，“未来，还能在客户终端实现开电子发票等等功能。”
“政府充分认识到了互联网对于推进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提升社会服务信息化水平、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联网+’走上前台。”杨华锋对深晚记者表示，“信息技术发展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在政策推动下，它对企业、组织、个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然也对政府构成强大的影响，督促着政府改革的深化。”
面对新技术的冲击，在2000年前后，原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和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等40多家部委做出反应，联合发起“政府上网工程”，旨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能力。“比如推进办公无纸化、政府信息上网等等。”杨华锋说。
后来“电子政务”成为产学研的重点。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并规划“到2020年，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着增强”。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对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予以突出强调，表明中国已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改进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点。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振华博士对深晚记者表示，“除了社会公共服务的优化，包括政府信息发布平台等在内的互联网渠道的‘多元性’发展，使公众有了更为便捷与自主的利益表达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渠道与平台，这有望成为推动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向着更加回应民众诉求方向发展的一股新力量。”
“互联网+政府”改革
对于政府改革，就是革新政府执政思维、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一直以来，政府进行职能转变都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不是说提前转完了，以后就不用转了。”杨华锋表示，“从1982年国家就提政府改革，到1988年就提政府职能转变了，直到2013年还在提政府职能转变。如果把政府改革视为政府不断改进和优化政府自己服务能力的一种行为的话，那么政府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很有可能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但是高度不一样了。”
“互联网+”推动政府权力释放，社会资源更加合理地配置到“市场的手”中，降低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项成本，刺激社会良性发展。迅速捕捉、分析民众的需求与行为，针对其需求，提供或购买最便利的服务，成为政府改革在具体工作实践中的指南。
四川长虹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总裁仲卫东观察发现，现在很多政府建有政务办公大厅推行一站式服务，“这只是材料递交的统一窗口，但它背后的数据并没有连接起来，这个材料还是要重新分散回到各个职能部门。”
“我个人认为，应该把政府各部门的数据连接起来，”仲卫东表示，“将共性的数据融合重用，提升政务工作效率。而行业差异的特殊数据，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挖掘分析，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讲，充分连接政府数据，对于产业应用发展来说，能够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释放数据的能量和价值。”
政府部门间形成数据或信息孤岛由来已久。在智慧城市的数据采集和互融互通方面，政府各部门间同样不容易建立协同合作关系。
杨华锋表示，“一方面，各个部门可能存在各自利益的考虑，有些部门不想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来;另一方面，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催生了各行各业的‘碎片化’和‘专业化’，对于跨部门的协作积极性不大，并未能形成良好的互动习惯。”
“(政府各部门)信息割裂这个情况在各个地方都有，”张振华说，“以工商局和税务局为例，工商局主要负责企业注册，税务局主要负责征税，我们做研究时发现工商局的企业数跟税务局的对不上，这个情况一直都有，我们曾经‘天真地’想到，如果把两边的数据对接起来，就能发现一批逃税的企业。但事实上非常难以做到，这背后主要是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在作祟。”
在仲卫东看来，在国家层面，各部委都有自己的信息中心系统，中央政府如果把不同部委统筹起来，形成一个以云计算系统为核心的数据信息中心，然后为不同部门提供信息化服务，这样既降低成本，也能提高服务效率。
不同于国外专注于某些特定领域，中国式的“智慧城市”强调系统、全面，涉及行业领域非常广泛，对于具体哪个部委来统筹主导，业界莫衷一是，各级政府部门大多并没有在顶层设计上达成共识。
“牵头部门过于分散，容易形成事实上的多头领导，容易出现无效率沟通、协调的情况。原因是‘智慧城市’本身的目标设置不明确，要建什么?怎么建?在这个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杨华锋认为，“‘互联网+’也一样，它是一个外延非常大的概念，很有弹性，不是说我画一个圈去框定，圈里的是‘互联网+’，圈外的就不是，或者把这些部门划在里边，其余的就不管了?不可能这么简单。”
张振华表示，“目前政府已经有包括联席会议机制、领导小组机制在内的较成熟的、临时性的议事协调机制，在涉及多个政府或部门合作方面起到统筹、协调和决策等作用。相比于新设一个常设机构，这样的机制可以避免官僚系统更庞大。”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标准孵化工程中心的专家在第十二届中国标准化论坛上提出，智慧城市建设整体上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不少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时缺乏标准的支撑和引导，导致在规划和建设中缺乏依据，存在盲目投资建设的情况。所以，智慧城市的建设迫切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善的规范、应用及评估体系。
风口之上的反思
“致力于经济产业发展和提升公共服务，需要使信息或数据的传递、沟通和分享进一步扁平化，而随之，必然会带来组织变革。政府的自身建设是一个基于外部环境的自适应的过程。”杨华锋说，“简政放权、精简机构、减员增效一直都是遵循这样一种思路。”
目前，深圳市集聚了一批在互联网、通信、生物科技、新能源等与“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相匹配的企业，再加上深圳这座城市本身的创新氛围、开放的市场环境，有人士分析，深圳可能是最早建成的智慧城市。
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在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樊友山座谈时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了努力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宏伟蓝图。经过近年来努力，深圳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
政府是实施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应当警惕在发展建设中走入误区。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刘德建近日撰文称，“通过对实践问题的梳理和分析后发现，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更多集中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地产业建设和经济建设三个方面，而忽略了对市民民生相关的常态化需求的关注与适应。”
有专家呼吁，当前和未来的城市管理者应更多关注历史传承、文化繁衍、便利优化、快捷高效等城市生活方面功能的实现。
2015年6月17日下午，市委书记马兴瑞邀请马化腾来给深圳党政领导干部集体“补课”，授课题目《腾讯对“互联网+”的思考》。马兴瑞亲自主持，市长许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丘海等几套班子领导出席学习。这似乎释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讯号：政府决策将顺应市场的需求。
有人质疑，“如果要搞智慧城市，政府领导班子和一线公务人员对这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有没有共识?”杨华锋表示，“共识的实现需要在多元协商共治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共识形成的速度在短期则要依赖于项目领导者的‘领导力’了。如果是‘一把手’强势推进，那以上这些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互联网+”的风到底有多强劲?这股风又将把我们吹到哪里?又能吹多远?
也许科幻小说里描绘的未来不仅仅能够满足现代人的绮丽憧憬。事实上，这些散发着未来感的纸张，也在暗示人们深入思考人类将如何走向未来，在这个过程中该坚持什么，该主动放弃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