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电影《星际穿越》，里面有个有趣的角色——智能机器人，不仅能够辨别人类、物体、场景和活动，能漫步太空、深海潜水，而且有自己的思想。现实中，这样的机器人在浙江被制造出来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用工荒问题突出，机器人开始活跃在市场上。而浙江省作为一个制造业大省、外来打工者重镇，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再，2012年底浙江省委省政府做出“全面推进机器换人”的决策部署，“机器换人”正在成为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此市场和政策红利之下，全省正在掀起一股“机器换人”热潮。 按照浙江省政府估算，在三年内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完成“机器换人”后，浙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将由目前的10万元/人年上升至14万元/人年，意味着将带来上万亿GDP的增长。
面对全球经济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招工难等问题，“机器换人”能否提供解决之道?机器人产业本身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又面临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在这场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转型的变革中，浙江样本又能提供什么样的经验?
而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而这些正是机器换人背后的原因所在。
面饼生产效率翻番：以前人工成本较高
12月11日，在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银海街555号、占地面积370亩的杭州顶益食品有限公司(下称“顶益”)生产车间里，一台台自动投叉机、码剁机等新型“机器人”设备正在繁忙地运作中。 顶益是康师傅控股的公司之一，主要生产康师傅系列方便面，年产值60亿元左右，下沙的厂区规划了3个车间，目前建成2个，每个车间有8条生产线。
在现场看到，从最初的原料运入，到搅拌面团、打磨成面皮、切割成面条、把面蒸熟，然后经过油炸、脱水、定型、冷却，然后成为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面饼、装入面桶、投入叉子和调料、包装完成，整个过程几乎全部依靠机器完成。 在面饼制作的几个前段环节，只要一个员工负责电脑机器的正常运转。只有后端的装叉、装调料和加面桶盖等环节，才需要操作工人，平均一条生产线上10名员工，主要负责检查，比如把个别重量不达标的面饼或漏气的包装面桶挑出来。
“虽然方便面生产的工艺大体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依靠机器自动化之后，生产速度明显加快，食品的安全也更有了保障。”厂长杨敏告诉记者。 在号称全世界生产方便面规模最大的一号车间，有8条生产线，其中两条生产桶装面，其余6条生产袋装面，每分钟可以生产500块面饼。 在装叉环节，今年新装了一批投叉机，一台60万左右，一共投入了5台，一条生产线需要的工人从原先的6-8人减少到1人。算下来，5台机子尽管成本需 300万元，但精减人力60人，年节约360万元。
实际上，顶益早在几年前就想这么做，还向杭州的一家企业购买了100万的样机，但是效果不好，“叉子都是不规则的，像鱼刺那样左右交叠。”王红新说。 此外，在装箱运入仓库环节，原先都是通过人力码好之后，放到栈板上，再由叉车搬运到仓库，现在8台码垛机器人承担了这一重任，不仅可以自动码箱，而且由传输机自动装运到智能立体仓库。 这8台码垛机器人，一台的成本约100多万，1年的折旧费约10万，外加一些运行成本，花费较高。而且其对箱子型号大小的要求比较固定，有一些程序是早期设定的，如果要调整就得重新购买程序。这批码垛机器人可以精减人力18人，年节约110万元。 在二号车间，另一种新型的码垛机器人也正在进行样机测试，杨敏指出，这批可以比一号车间节省一半的费用。 码垛任务完成之后，还需要把货物运到仓库进行储存，如今通过最新的智能立体仓库实现。在这个总投资2800万的智能立体仓库，只要在电脑系统中输入相应的方便面种类，仓库就可以把相应的货物调出来，“一个车间，一趟可以装250万箱，价值一个亿的产品。”杨敏说，从码剁到仓储的自动化，年节约600万元。
之所以花这么大价钱尝试“机器换人”，杨敏指出是因为，“人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成效是，2012年操作员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人，而现在操作员只有900多人。
“机器换人”或达成共识：大中型企业较欢迎
“机器换人”节省人力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在浙江已经成为共识。比如，永康的众泰控股集团引进12台全自动智能焊接机器人，生产线员工从120人减至30人，产品一次性合格率提高至99%;嘉兴的天之华喷织有限公司依靠国外设备，一年减少1700多万元工人工资。
根据安排，浙江省3.6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争取在2017年内全面完成“机器换人”的现代化技术改造，每年投入不少于3000亿元。 浙江大量企业正在进行“机器换人”。而这一战略始于2012年底召开的浙江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浙江省省长、现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提出，浙江将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推进“机器换人”。
“‘机器换人”的本质是，以设备更新为载体的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和可持续发展。“浙江省经信委副主任凌云说。 提出这一战略的背景是，当时浙江有1400万打工者，面临社会稳定、就业、社会保障等大量问题，“而且当90后成为劳动主力时，少有人愿意做那些体力活。”凌云指出，浙江的制造业就业，正在以100万/年的速度减少。
据悉，2005-2012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从14847元/年增加到41370元/年，年均增长15.8%，总量和增幅均居全国前列。 2013年，浙江省正式提出“555机器换人”推进计划，即未来五年每年实施5000个项目，投入5000亿投资，推进机器换人。 在凌云看来，“机器换人”的必然性在于，减少生产用工、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管理水平、优化本地就业结构，“机器换人换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促进制造方式的转变。”
浙江省经信委的调研报告指出，“机器换人”有助于大幅减少一线员工、优化企业人员结构。有61.5%的企业一线员工超过10%，其中16.3%的企业减少30%以上一线员工，68.9%的企业生产成本下降5%以上。 浙江“机器换人”的形式，主要包括部分环节的机器换人、整条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实现机器设备联网，即“机联网”、实现“厂联网”等。
凌云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在一些轴承生产线，通过工业设备“物联网”，所需工人从28人减少到2-3，生产周期从9天减少到 30分钟，“浙江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就是工业物联网。” 数据显示，2013年，通过“机器换人”，浙江省减少普通劳动用工70万人，今年1-8月减少60万简单劳动为主的操作工人，“预计今年年底减少100万不成问题。”凌云说。 在李正刚看来，机器换人更重要的是保证产品的品质，质量提升会带来更多利润的增长，2013年，浙江全省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2%。
机器人产业热潮
在政府推动之外，制造企业对于“机器换人”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浙江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目前，国内主流的机器人公司已先后落户杭州，其中包括浙江国自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中科新松光电有限公司、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凯尔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石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杭州科爵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等。 这些公司里面部分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圴表示，机器人产业在浙江乃至全国才刚刚起步。
2010 年底落地杭州的杭州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其沈阳总公司做机械制造应用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大概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机器人市场逐渐起来，我们在华东地区布局，目前大概占这一片市场份额有一半左右。” 杭州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正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州是新松公司主要的一个生产基地，由于进入市场较早，新松机器人目前在国内市场推广顺利，未来考虑往武汉、宁波等地扩展。杭州市经信委一项针对杭州120 家工业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4%的企业把目光投向了“机器换人”。
跨国公司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其机器人事业部副经理张振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公司在汽车零配件市场占有率约5%-10%，太阳能中某一块领域占有率达 97%以上，激光切割能达到30%-50%，喷涂约3%-5%。 尽管2008年才进入中国市场，史陶比尔这几年的发展势头依旧不错，每年销量达到60%-70%的增长。 作为一家老牌的跨国公司，史陶比尔目前的研发和产品生产主要还是在欧洲，国内市场也才刚起步，“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比如食品搬运的机器人，在欧洲市场可以接受30万/台的标准，但是中国市场可能只能接受10万多/台的价格。”张振惠说。 他指出：“中国这块市场蛋糕还是挺大的。未来10-20年经济肯定往亚太这边转移的，我们未来几年也会考虑本地生产，甚至设计适合针对中国市场的新型号机器人。”
技术与市场的矛盾
但是“机器换人”成本代价相当高。据悉，浙江省制造企业所用的自动化设备，90%以上来自国外，不仅价格高昂，还需要二次改装和调试。 在采访中了解到，“机器换人”的难处主要包括机器人生产和应用两大块，具体问题无外乎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
国产机器人公司首要面临的是技术问题，尤其是机器人关节中必需的减速器，“目前基本全部从国外进口。”张振惠说，机器人是一个产业链，要有前端的马达、伺服，核心的减速器，后端还要跟上。 “减速器其实很简单，就是材料、热处理、精加工，但是国内基础工业不过关，就很难得到一个关键的机件，必须要通过进口，就会对整体的成本、周期等产生很大制约。”李正刚说。 他们一致表示，国产机器人如果有一天能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的话，机器人的价格会大幅下降，而这些方面的技术缺陷将导致产业化问题，“主要是生产批量、工艺等，产品的稳定性不够。”即使生产出了高质量的机器人，后期的应用依旧令企业“头疼”，“如果新产品找不到下游做集成的合作伙伴，或者找不到解决方案，机器人推出去还是没有用的。”张振惠说。 所谓的集成主要包括软件、硬件、工艺等，比如切割，切割的角度、速度、光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积累经验，并不是每一家自动化企业都有能力做。
此外，“对史陶比尔来说，价格高昂造成市场扩展难，想象中，高端的用一家企业，低端的用另一家企业，但实际上客户都是有感情的，还是希望一直用同一个产品。”张振惠指出，机器人这个行业并非短期能做到，需要长时间不断地积累。 对应用企业而言，资金是个大问题。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一些硬件上的投入达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而成本回收可能需要3~5年。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则提出，机器换人的成本挑战中有一对非常突出的矛盾，即低端行业的高端机器人应用，比如卫浴五金(打磨抛光)。 他指出，这个行业的客户群特点是生产方式非常落后、行业领域非常广、市场空间非常大，而对价格极其敏感。 但现实是这方面的机器人复杂程度远大于焊接等机械人，“它要求机器人本体防水、防尘、防爆，对控制的要求包括力控制、离线编程等，而工艺上则要求曲面规划、打磨等，非常复杂，导致成本也极高。” 另外，高端的技术，必然对一线员工提出更高要求。受访企业均表示，大量中小企业本身缺少技术部门及人员，难以自主开发新工艺、新设备。
人才困境，几乎无一企业避免。
近两三年开始，浙江国产机器人厂家大量兴起，政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导致大家都蜂拥而上，容易形成不理性市场行为。”不少受访企业一致表示。 “这就要求产业升级要和机器换人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产业升级，单谈机器换人，和原来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李正刚指出，浙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起主要作用，产业结构相对弱于江苏，先进的制造业的推广也相对会困难。 他在实际业务中遇到有些企业要求须两年收回成本，“因为他们对这个市场信心不足，对于两年之后怎么样，觉得不好说。”
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副主任朱世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浙江的企业，生产的产品门类多，反过来对机器设备的要求很高，可能比那些大型的社会化工业生产的要求要高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机器人的推动作用会更大。
产业转型相结合
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报告中，中国机器人的占有量已经是国际第一，在未来3-5年中国机器人用量会遥遥领先，从人均来看，中国 2013年每万人拥有28台机器人，2012年是23台/万人，2012年韩国已经达到每万人396台，可见中国与此差距颇大。 然而，实际运作过程中，“机器换人”尚有更多顾虑。比如，社会一个普遍的担忧是，是否导致大量劳动力的失业。 朱世强指出，“机器换人”来源于企业本身的需求，是立足于产业提升、产业转型这样的出发点，“并不是说一个企业人招得到，就不需要机器换人了。” 张振惠表示，有些领域，“机器换人”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做更多创新性的内容。
眼下，工业4.0已成为社会热点。但不代表实现了“机器换人”就进入了工业4.0，一味赶时髦恐怕不仅没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反而面临被洗牌的风险。 而且，“机器换人”是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不是全部，不能忽视在创新层面上通过提升技术含量水平的转型。更何况，目前机器人产业尚未形成规模。 凌云指出，浙江省推动机器换人的措施主要包括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企业层面主要是深化认识，提高企业家的自觉性，寻找机器换人切入口，主动对接，解决信息不对称难点，建立机制，推进机器换人长期性。
针对上述提及的不少越是低端的企业，它对于机器换人的要求越高问题，朱世强表示不能笼统地考虑问题能否解决，“如果人可以非常简单地做到，但机器需要花费非常昂贵，这个机器至少在目前是没有生命力的，要考虑平衡点，成本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凌云表示，目前浙江省里一个月一场专题报告会，“只要你有好的项目，政府来帮你站台，帮你推广。” 日前，浙江省成立机器人产业联盟，“为了集中最优质的资源，然后积极解决产业发展、技术发展中的一些瓶颈问题，推动机器换人产业的发展。现在对于机器换人企业有大量的需求，但是国内设备供应商或者说机器生厂商能难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朱世强说。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进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产学研是近几年来政府一直在倡导的一种方式，但企业和高校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合作还是有一些问题，“当然还是希望多多产学研结合，把高校的一些研究成果运用到企业的产品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