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智慧城市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4个副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总计311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涵盖大中小城市和东中西部区域，预计“十二五”期间总投资或将超过1.6万亿元。
中国特色
国外智慧城市建设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新加坡提出的“智慧岛计划”，随后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陆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直至2010年开始在全球掀起一股建设热潮。
中国最早提出建设智慧城市构想的是南京市，比新加坡晚了近20年。
2006年，南京开始积极研究智慧城市道路;2009年还举办了“智慧城市高层论坛”，并正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
到2011年，国内提出或者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地市开始大幅增加，出现小范围“井喷”之势。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和国外有明显区别，西方智慧城市更加注重某一个方面的建设，而中国则更强调全面、系统的建设，不单单倾向于某一领域。”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所总工程师王爱华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国外智慧城市乐于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对城市重要基础设施能力的提升，比如欧盟智慧城市就优选能源、交通和综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三个领域作为重点建设方面。而中国的智慧城市多在综合目标导向下进行，建设重点也更多元，交通、便民、环保等都属涉及较多的领域。
本刊记者通过中外发展案例的对比发现，国外更强调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大幅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促进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而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则更注重城市经济产业、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提升。
“这跟中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西方国家已经过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阶段转而开始追求低碳环保生活。”王爱华说。
例如，在韩国有一个专门为实现低碳环保目标而建立的智慧城市试点——松岛。在松岛，电梯安装有智能感应系统，无人时自动关闭电源。同时，岛上还配有完善便捷的自行车租赁服务，以倡导居民低碳出行。
在业内争议较大的主导权方面，中外亦有不同。国外通常在能源、交通等局部行业与领域，由企业主导实施信息化项目，政府主要起协调作用。在中国，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则是以政府的统筹规划为主，企业起配合作用。
多部委“各自为战”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这被外界解读为国家层面已经认可智慧城市发展策略。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要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比国家顶层战略层面认可更早的是各部委的积极尝试和探索。王爱华说，“其实不难看出，中央政府层面上的认可，其实是综合各部委的推进情况作出的决定。”
2012年5月，国家旅游局公布北京、成都等18个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
2012年11月，科技部下发《关于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并于次年10月正式公布南京、无锡等20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2012年12月，住建部下发《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申报试点。截至目前，住建部已先后两批设立193个智慧城市试点，成为试点城市最多的部委。
2013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出台《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技术指南》，包括太原、广州在内的9个城市列入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的全国试点工作。
2013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选定15个城市与欧盟合作，启动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合作项目。
2014年5月，交通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确定在太原、石家庄等26个城市开展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
6月23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等部委研究决定，将深圳市、佛山市、苏州市等80个城市列为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集中构建统一的城市信息惠民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基础信息集中采集、多方利用，逐步实现公共服务事项和社会信息服务的全人群覆盖、全天候受理和“一站式”办理。
每个主管部门按照自身职责范围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看似合情合理，实则问题颇多。各部委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思路、标准和政策意见各有侧重，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面对多条线上的试点示范和不同标准规范时难以判断和选择，且纵向指令过多也使得城市内难以形成各部门齐心协力和资源整合的局面。
“多部委齐抓共管的现状，容易给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亿阳集团智慧城市事业部总经理吕东庆告诉《了望东方周刊》。
亿阳集团参与了国内十几个城市的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其中最出名的是城市一卡通系统。“这在各地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吕东庆的直观感受是，各部门在开会时都会积极表态，但在建设过程中又往往推诿扯皮，态度消极。“每个部门手里的信息和资源都是费时费力获得的，是它们的‘命根子’，肯定不会随便给其他部门使用。像建设部门手里有关城市基础设施的信息就不会轻易让别人看到。”
各部委的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到了地方后，只能按照主管部门进行安排，一些地方原有的部门间协调机制被打破，统筹难度加大。
“各个部门缺乏具体的思路和目标，看到一个方面就盲目推进，纯粹是为了建设而建设。”王爱华说，这种发展模式很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带来资源的浪费。
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智慧城市建设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质疑。有业内专家批评地方政府“一窝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却不注重实效。
现实也在印证着专家的批评。
2013年，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脉互联)曾从智慧基础设施、智慧管理、智慧民生、智慧经济、智慧人群、保障措施六个方面，对全国 60个智慧城市建设地进行过综合发展水平评估。这60个城市既包括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也包括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
结果显示，在总分105分的评估中，60个城市的平均得分仅为46.3，而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4倍。其中，70分以上的城市只有一个、60分以上的 12个、50~40分的18个、40~30分的17个、40分以下的22个。也就是说，在60个城市中，低于40分以下的共有39个城市，占总数的 65%。
“不管是从各个城市的平均得分，还是各项评价指标的平均得分，各个城市的普遍得分都比较低。这也说明，我国智慧城市整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国脉互联总经理助理姜德峰说。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上述专家均认为，目前各地智慧城市的建设刚起步，成果并不明显。
尽管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向相对明确，但是对于建设成果的评估和验收仍然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住建部在2012年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中说明：试点城市在创建期内每年的12月31日前向住建部提交年度自评价报告，以说明预定目标的执行情况。
“各地对自己智慧城市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本身就不太客观，应该由上级部门统一评估。”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专家对本刊表示，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未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
住建部在开展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后，曾制定了一套智慧城市评价体系。但是，该体系只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给予目标性说明，并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评价指标。
“体系只是给出评价的方向，没有一个确切的指标还是无法作出确切的评估。”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改革处副处长郑明媚说。
2014年6月4日，住建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主任马虹公开表示，住建部目前正在编制智慧城市评价模型以及基础评价标准体系的国家标准，预计将在年内完成。届时，该标准将成为国内第一个指导与评价智慧城市的国家标准。
业内普遍认为，国标的出台将会在更大程度上督促各地智慧城市建设情况，能避免当前建设中出现的盲目冒进状况。
对于中国智慧城市未来的模样，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都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描述。而由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牵头制定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则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目标：到2020年，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取得显着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该《意见》自2013年开始起草，目前已是第四次修订，迄今仍未获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