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提出导航定位设想，1994年全面启动北斗导航系统研制，2012年底14颗卫星覆盖亚太，2020年将建成30多颗卫星、覆盖全球的大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在为之付出智慧与辛勤的北斗人中，有一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但他们却成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国家队主力军;从一个三人的课题组，到如今成长为国内唯一同时担任系统核心体制、卫星关键载荷、运控主体、测试设备研制任务的单位。这支团队创造出北斗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便携式用户机，设计了北斗导航核心的军用信号，承担了某核心模块95%的研制任务，研制了60套关键卫星载荷，承担了北斗系统建设30%以上的地面任务量……
他们就是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北斗青年科研团队。
自由的学术环境
上世纪90年代初，当刚满而立之年、时任该校电子技术系总工的庄钊文带领几位青年博士临危受命，展开了他们的北斗征程时，他们没想到这支团队的“年轻基因”竟然延续了18年。
“到2020年北斗系统如期覆盖全球时，我还不到30岁。”北斗团队中的一员、一位大四学员自豪地说。而更加让人惊讶的是，团队中的博士生与团队主任王飞雪大校互称“博士”。
“我们团队成员，往往互称‘博士’，这是一种轻松的氛围。”王飞雪笑着说，“一来大家都是年轻人;二来，这样称呼起来，大家互相之间没有距离。”
这种氛围改变的不仅仅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更是一种科研环境。在这种科研环境下，团队对科学和真理的尊重，体现得淋漓尽致。某位毛头小伙和博士生导师们为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某个学术观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的情景在这里已经是家常便饭。
这与在北斗一号项目研制之初，庄钊文给团队中的研究生们大胆压担子，放手让他们去干的传统一脉相承。在这个团队，开展学术讨论和项目研讨时没有师生之分，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国内同行评价他们“学术自由，理念先进”。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卫星导航领域成为了他们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
追求卓越的坚定信念
“追逐‘北斗梦’，首先要勇于追求卓越。”王飞雪说，“北斗青年的卓越，源自他们有种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信心勇气。”
2007年，我国一颗北斗卫星在试运行过程中，受到强烈干扰。专家分析原因，认为复杂电磁环境是“罪魁祸首”。如三个月内不能解决问题，已发射的卫星将无法有效使用，情况危急。
面对复杂电磁环境“瘟疫”，团队提出方案——给卫星注入“抗体”。这一方案耗费资金少、治标治本，但技术难度大、耗时长、风险高，不少同行都为他们捏把汗。
庄钊文却说：“国家的需求就是对我们的要求。攻坚岂能绕路走。”为此，他们展开了与时间的赛跑。在最紧张的2008年3月，所有人员几乎每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实验室度过。
不到3个月，他们研制出具有强大抗干扰能力的卫星载荷，甚至还做了诸如修正航天指标数据等“分外事”。
2006年，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已成功运行多年，面临卫星和地面设备的更新换代。不少人主张按部就班地更换新设备即可，但王飞雪敏锐地捕捉到关于升级的关键信息，果断判断这是一次导航系统体制升级的绝佳机会。
机不可失，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大家勇敢接受挑战，提出了一套信号体制与主动抗干扰相结合的方案。这个小小改动，带来的却是整个导航系统效能的一次大的飞跃：所有北斗位置报告终端设备功耗降低一半，系统抗干扰性能大幅度提升。
[pagebreak]团队作战的“聚变效应”
“最初我们只有3名博士。现在我们已是包括4名国家级专家的240余人的专业团队。无论队伍大小，团队作战的‘聚变效应’让我们有勇气无往不胜。”王飞雪如是说。
2008年的夏天，北京卫星定位总站正在紧张建设。物理环境恶劣，但时间不等人。一群卷着裤腿、手拿起子的“民工”正在紧张施工。谁能想到，他们竟然是我国卫星导航技术领域的国防科大专家教授们。
由于工程量巨大，工作人员的调度十分紧张。此时，在机房里搞科研已是其次任务，重中之重是搞好工程建设。为此，他们身先士卒、赤膊上阵，干起了最底层的体力活……
“京阳五月春光照，庭院花开早。八方来客为联调，拂面微风，白发青丝笑。晨光夕照陋室了，怎知春色好。更问散去见何时，寞路相识，星在天间闹。”
写着这首《虞美人——联调小记》的信纸，在王飞雪的档案袋里已经珍藏了15年。这是1998年第一次星地对接现场一位科研人员的随笔，它生动诠释了北斗人的无私奉献的精神。
在团队的每间实验室角落中，都摆放着折叠行军床;一日三餐，都在实验室吃盒饭;每个人的办公桌下都备有行李箱，随时准备出差。讲师聂俊伟是大家公认的“拼命三郎”;承担新一代编码升级任务的唐小妹在孩子刚满月就提前上班;“出差专业户”王勇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准备出差……
在国防科大北斗青年科研团队，跋涉在追梦路上的每一个年轻人，他们的梦想凝聚成了一个响彻云霄的使命——用技术推动北斗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