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和马中牵头完成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在北京公布了研究结论：以二级及以上天数(代表城市总体空气质量)为标准，在281个数据比较完整的城市中，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个数占10.67%，差的城市占75.80%，极差的城市占13.52%(详见图表)。
记者就此采访了同时担任该校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的宋国君教授。他首先谈到做这项研究的初衷，“空气质量作为基本公共物品，需要评估供给状况和服务水平，以及政府管理的状况。”在他看来，我国有668个城市，虽然城市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但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全国是一样的;同样，各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的措施可能不同，但绩效是基本可比的。
哪些城市入围10.67%?
对于“仅10.67%的城市空气质量好”这个评估结论，公众并不诧异。大家只是更想知道：为什么这近一成城市能够拥有良好的空气质量?
分析这些城市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课题组发现：空气质量排在前十的城市普遍经济落后或者环境条件较好，尤其人均GDP排名，多在200名以后。
“在二级及以上天数排名并列第一的16个城市中，人均GDP排名普遍靠后，最先进的是阳江136名，其中50%的城市人均GDP在200名之后;而二级及以上天数排名后25的城市，人均GDP排名相对靠前，有40%的城市是省会城市，65%的城市人均GDP在前100名。”宋国君解释说。
不过，他同时指出，对于某些空气质量比较好的城市，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和产业结构，别的城市很难从经验上加以学习、复制。“像黄山，工业不发达，旅游业却比较发达。比如大庆，它的城区较为分散，再加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属于清洁能源，因此对空气的污染要少很多。再说深圳，虽然也很发达，但由于属于新兴城市，工业排放不大，因此空气质量也比较好。”
10.67%，让我们学到了什么?
在宋国君看来，值得其他城市学习的，应该是那些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样进步很快的城市。“比如河北的承德，在2005年以前，空气污染很严重，但在这次评估中，我们发现它的二级天数进步速度排名第三，人均GDP也有明显增长;相比之下，山西的大同虽然也有好几种污染物控制指标进入前10名，但发展速度也有所下降。”
既然政策背景都一样，为什么有的城市空气质量在进步，有的却退步了?宋国君认为，问题就在于当地政府部门是否重视，是否采取了积极的管理措施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本溪曾经一度被称为“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压力很大，为此，该市采取了包括“关闭城市中心工厂、开辟工业展览馆”等在内的措施加以治理。在评估中，课题组发现，本溪在颗粒物PM10的污染减排上进步很快;而且，课题组之前在本溪市对居民所作的500多份入户问卷调查统计结果也表明：当地老百姓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大多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课题组对于PM10排放控制所做的政策绩效评估表明：PM10面源治理主要包括集中供暖、清洁能源行动和棚户区改造、扬尘治理等。其中，部分城市集中供暖率对PM10的日均浓度影响最大，说明集中供暖对降低PM10浓度具有积极作用。此外，清洁能源使用的提高也有效果。测算发现，非工业用煤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PM10年日均浓度降低0.48个百分点。
政府的努力最重要
谈到完成并发布《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的想法时，宋国君表示，基本目的就是想向城市管理者和公众传达这样一个理念：空气质量通过管理是可以改善的。“虽然，空气质量达标是‘硬’道理，但是，当地政府为空气质量达标付出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软’道理。”
在发布绩效评估结果的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课题组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建立国家城市空气质量评估制度;建立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规划制度;充分利用空气质量和排放数据，实现空气质量的“日”管理等。
相对于较为宽泛的污染物年度和总量控制，对空气质量实施“日”管理显然更加专业，也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这方面国外做得比较细致、成熟。比如，不同的道路、季节时段、车辆类型、运行速度等，都是影响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因素。对该种污染物的小时值、日均值等超标时段实施重点管理，就是实现空气质量的 ‘日’管理。”他说。
说到下一步的打算，这位课题组负责人表示，他们将会更深入、详细地了解那些具有先进治理经验的城市，进而找到既省钱又有效的空气质量改善办法，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政策依据。“其实，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污染源排放监测数据非常丰富，具有重要的管理意义，就看城市管理者能否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