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医改下一步最重要的是建立“医疗改革联合体”，不仅是社区平台，也要以三级医院为核心，带着几个二级医院，辐射一片社区和乡镇，实现城乡医疗统筹。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表示中国医改的关键是基层，基层解决不好，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功不了。
“医联体”让基层医院强起来
陈竺说，医疗改革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让基层医院真正强起来，和大医院上下联动、沟通、最好是一体化的构架，就是“医联体”。基层的诊疗量在上升，但大医院上升得更快。去年全国诊疗人数已接近69亿人次，前年是62亿人次，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看病5次以上。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扭转，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特别是应对慢性病这个健康的主要威胁，是不可能的。为此，要大力提倡和扶助全科，大医院要建立全科医学科，动员大医院医生能够沉下去。
陈竺指出，建设“医联体”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人事制度，如果大家还认为只有专科医生是一流的，三流的人才去做全科，那就无法调动积极性。另一个问题是医保，如果医保能按基层、二级、三级医院这样一个总包体系去报销，自然会促进医疗资源的下沉。
调动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
有记者提出，医改3年，医务人员的幸福指数并不高。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以其50年的从医经历回答，如果医改中不能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作用，医改是不会成功的。医务人员是医改主力军，医改政策的每一步落实都应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这样的医改才能成功。医生不满意，老百姓就很难满意。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说，中国医改的关键是基层，基层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功不了，基层人才问题一定要系统解决。他表示，看病难背后是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最失衡的地方在基层、在边远山区、在农牧区。就算在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好的北京，按照卫生部的标准编制计算，北京应该有近4万名社区医生，但实际上只有2万名，还缺1.8万名医生。在北京，社区卫生中心医生的平均年收入7.4万，但市属医疗卫生机构的平均年收入是 14万，基层怎能留住医生?有个说法，同样是全科医生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进了协和医院干2年能开1辆四轮的车，去了北京最北边的“喇叭沟门”，过了1年却只能蹬1辆二轮的自行车，还是二手的。经济收入少，技术地位和发展前程看不到，不解决这些问题，医学院的毕业生不会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三保合一”才公平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郭玉芬建议，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三保合一”，才能真正体现和保障就医公平。
郭玉芬说，国家的五大医改任务中，让农民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新农合。“新农合的参合率已经达到98%，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民参合的积极性也很高，得到的实惠也很大。”对于现行的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郭玉芬认为难以体现就医公平。同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属于社保部门管理，新农合则由卫生部门管理，“多头管理”增加了人员、编制等成本，效果也不尽理想，重复参保问题突出。
郭玉芬直言，这三个保险性质相同，设计方式、管理方式和资金运行方式属同一类型，合并理应难度不大，如今硬性的制约因素已经扫除，主要的障碍在于部门利益的牵扯。她认为，“三保合一”也符合城镇化的需求。农民和居民在政策上享受一样的待遇，城镇化后也便于管理。对于合并的步骤，郭玉芬提出可以分“两步走”，先合并运作方式更相近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再统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第二版基本药物
目录扩大
陈竺透露，第二版基本药物目录马上要出来，药品的品种、覆盖面也扩大了。“药品从第一版307种扩大为500多种。第一版只是基层版，像抗癌药、心血管重症药、神经系统和精神类用药、血浆制品等都没有，这次基本都有了。”他说现在有关部门意见一致，国务院批准后即可实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全面开展儿童白血病等20种重大疾病保障试点工作。这20种疾病包括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终末期肾病(尿毒症)、乳腺癌、宫颈癌、重性精神病、耐多药肺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肺癌、食道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血友病、1型糖尿病、甲亢、唇腭裂。陈竺解释，也想全覆盖，但必须考虑到成本效益，所以挑选的病种大都是儿童病、妇女病，加上会使一些特困群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种，都是费用可控、疗效确切的病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