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肩负增加百姓收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各地经济仍需保持较快增速，另一边却是多地资源、环境正在遭受严重伤害，原有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牵动此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的心。
八成省份GDP目标增速超10%
“以往各地的发展经验表明，过快的经济增长会给环境和资源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各地追求GDP增长的冲动依然较强。
全国31个省区市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情况显示，有24个省区市将GDP增长目标定在10%以上，所占比例接近八成，其中，增速定在12%以上的达到11个，13个省份将GDP增长目标定在10%。
相比之下，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目标是7%;2012年全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5%，实际GDP增速为7.8%。
从地区分布看，目标高的省份多数位于中西部，增速定在12%及以上的11个省份中，有9个是西部省份;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总量排名靠前的几个省份，增速目标较低。
“各地情况各有不同，相对而言，中西部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确实比较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值得注意的是，GDP增速目标定得较高的省份，投资增速目标往往也较高：全国有20个省区市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设定在20%及以上，其中有一些西部省份将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设定在30%以上。
资源、环境hold得住吗?
6亿人口受雾霾影响、九成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1.5亿亩耕地受重金属污染……这再次警醒人们，旧有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路径已经不能再走下去，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已经难以为继。
“当前的经济增长红利是建立在牺牲环境基础之上的。”唐子来委员指出，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建立在不付或者只付出极低环境、社会成本之上，短期看，经济获得较快增长，但长期将无法持续。
无法回避的是，传统发展模式下，一些地方往往提出高增长目标，然后通过各级政府全力招商引资、大上项目来实现。代表委员纷纷指出，这种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在投资消费失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脆弱、各项成本攀升、出口疲弱的新情况下，已经没有出路。
低质量的GDP高增长被一些人形容为“有毒的增长”。盲目追求速度，“重”结构、“松”管理、“轻”处罚……一度粗放发展的模式和淡漠的环保观，让国民和国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和“经济代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土地一旦被工业废水废气污染和毒化，就再也无法恢复到原初状态或转做他用。之前被计入GDP数字的土地收入和企业产值，相当部分并不构成真实财富，反而是社会财富的毁灭。
谈及污染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忧心忡忡，他说，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过程中，一些中西部地区引进不少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释放的包括重金属在内的污染物，已经对环境造成伤害。
更可怕的是，一些粮食主产区从发展经济的愿望出发，也引入了有重金属污染的产业和企业，“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和约束，将来可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徐旭东委员说。
“不要带毒的增长”
谈及经济和环境的关系，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无一例外都表示反对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资源环境承受力的做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说，我们要的经济增长，应当建立在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可持续的增长，是惠及民生的而不是片面追求速度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
“今年虽然仍要稳住经济增长速度，但更主要的问题是提高质量和效益，把工作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惠及民生、深化改革上。”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连介德说。
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公众健康，这三方利益如何平衡，也越来越考验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地方执政能力的提高应该体现在对发展观认知的改变，社会更应该追求生态文明的“绿色文明”。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建议，应建立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将污染物排放总量纳入国家约束性指标。
徐旭东委员则呼吁，制定强制法规禁止一些有重金属污染可能的产业和企业进入粮食主产区，已进入粮食主产区的企业应尽快搬离。他同时建议，取消用工业发展指标考核粮食主产区领导干部，而改用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指标进行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