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大范围的雾霾突袭中国中东部地区，盘踞不去。中央气象台将大雾蓝色预警升级到黄色，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各地空气都出现大范围的严重污染。全国多个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而最为严重的北京，10米之内看不见车灯，PM2.5指标一度逼近1000。
雾是天灾，霾是人祸。逐年增多的雾霾天气，让中国空气污染的严重状况暴露于有形，既强化了公众对解决污染问题的迫切感;也推动政府了加强空气质量监控的力度。
PM2.5的监测已经在部分城市纳入监测体系并公开结果，但毫无疑问，监测仅仅是个开始，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对于空气质量的关心都不应停留在监测结果上。
“光灰”的武汉
2013年开年便是长达十余天的雾霾天气，空气质量连续为“重度污染”甚至“严重污染”，让对雾气习以为常的武汉人产生了焦虑，他们将处于雾霾中的城市称为——
深夜11点了，刘峻还没有打算休息，他正在忙着赶写一份关于武汉空气质量的年度报告。
这天是1月14日，星期一，武汉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霾中。1月6日以来，武汉天天如此，空气质量严重污染。这让刘峻意识到，他的数据或许能部分解释这场空气质量危机，他要求自己必须在本星期内完成这份报告。
可是，写完报告又能怎样呢?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刘峻的本职身份是财务软件工程师，并不具备这种专业分析能力。他需要一名有统计基础又懂空气污染的人来提供帮助，不过，这样的人现在还没有出现。
过去一年中，类似于这样的焦虑和孤独，不时出现。在日复一日监测空气质量的过程中，刘峻清楚知道武汉空气的污染程度，也知道，这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足够重视。
雾霾逼停动车
刘峻对空气质量的关注，也才一年多时间。
2011 年时，一份关于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的研究指出，与国际上其他主流国家相比，中国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PM2.5。这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多次雾霾事件中，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也跟中国环保局形成强烈对比。这些深深触动了刘峻，2012年3月8日，他在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自家楼顶上，第一次开始测量武汉空气质量。从那以后，每天测量两到三次，并在微博上公开。
刘峻那时不可能知道，就是这个引起他警觉的PM2.5，会在一年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侵袭武汉及其周边地区。
2013 年1月10日晚，一辆从北京西开往武汉的动车D2031，在行驶途中突然断电停车。经维修继续行驶一站路后，列车再次出现故障。随后，铁路方面调来一列G 字头列车转运乘客，可是该车进站时，也在“砰”的一声巨响后停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这辆G525次列车才故障排除缓缓启动，抵达武汉火车站时，已经晚点了3个多小时。
对于这次事故，武汉铁路局将其归因于严重的雾霾引发“雾闪”，导致动车断电。事故发生于河南境内，当天河南郑州发布最高霾预警，能见度不足200米，市中心交通一度瘫痪，河南大部能见度小于2000米。
就在雾霾逼停动车的当天，武汉首次进入污染最严重的等级“严重污染”，10日当天污染指数达到359， 在环保部12日公布的API指数(空气中最高污染物的指数)最严重的前10个城市中，武汉位居第十，其中不包括PM2.5和臭氧的污染指数。在此之前，武汉已于6日进入重度污染。
虽然没有发生类似于逼停动车这样惊险的事故，武汉多条出城高速在12日遭遇交通管制，不仅如此，长江水面能见度不足千米，轮渡和汽渡也停航数小时。
尽管专家们不停在媒体上呼吁，当空气污染时，最好不要晨练，更不要剧烈运动，年老体弱者、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患者以及幼儿应减少外出，外出活动时应戴上棉质口罩，开窗通风要注意时间和频次，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喝水，多吃梨子、橙子和橘子，等等。但是，武汉各大医院的呼吸内科还是迎来了比去年同期多三成的患者，咳嗽、重感冒、鼻炎、哮喘患者明显增多。
武汉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翠荣和她的同事们，也深为雾霾困惑，因为雾和霾的区分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显。“早晨的时候是轻雾或者霾。”1月14日早上7点半，张翠荣穿过灰蒙蒙的街区来到位于汉口金银湖畔的气象台办公楼，看到气象资料显示“空气湿度98%，能见度1.6公里”。
张翠荣不喜欢这样的天气，即便像她这样老资格的气象预报员，在没有环保部门监测的准确数值时，也只能根据空气湿度和能见度粗略判断。“早上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是雾，到了中午下午空气湿度降到百分之四五十那就是霾了，有一个雾转霾的天气过程，雾里面含的可能有霾。”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雾和霾都是不利于人们出行的，霾更差一些。”
这样到处灰蒙蒙的日子，家里特别容易脏，不太敢开窗户，心情也会受到影响。“除了这些，没有特别大的明显不适，也没有恐慌。”像大多数已经在武汉生活多年的人一样，张翠荣觉得她都习惯了。1月14日上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翠荣正在等待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她寄望于16日的冷空气能够把雾霾吹走，“但是风有多大，能够改善到什么时候，现在还难以判断。”
在此之前，武汉也曾经有过特别严重的雾霾。2012年6月11日，武汉市大气复合污染物实验室监测数据显示，PM2.5浓度在上午9点时还只有41微克/立方米，一个小时后突然骤升至589微克/立方米，瞬时数据甚至接近国家二级标准的6倍。但24小时后，这样的“重污染”已经转为“轻度污染”。
对于那次空气质量异常，刘峻记得，黄色的雾霾中夹杂着刺激性的味道，人们一度传言是有毒化学物质泄漏。在官方通告中，这次雾霾是由于秸秆焚烧所致，与当时天气静风，逆温层降低等不利于空气扩散的气象条件有关。
目前为止，武汉的PM2.5浓度尚未超过2012年6月11日的峰值589微克/立方米。但与那次的“闪电式袭击”不同，2013年的这一场雾霾打起了持久战，以持续多日严重污染，不断挑战人们的认知。
被忽略的PM2.5
一年前，刘峻打算自测武汉空气质量那会儿，许多人并不了解PM2.5。为了唤起人们的注意，刘峻和他在环保圈的朋友们，采取了募捐购买仪器的做法。一台测试仪，需要2.5万元，划分成25元每份，发动人们捐款。2012年3月8日，用募集所得资金购买的PM2.5浓度监测设备，邮购到位。
10个月后，武汉市环保局就2013年的这次雾霾发布预警称，首要污染物为PM2.5。1月9日，环保局在另一份说明中认为，虽然监测数据表明为重度污染，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很多。
“今年1月空气质量状况往年多次出现，但因为按老标准评价，往年API指数对应的污染等级稍好一些。”武汉环保局在9日的情况说明中表示，该市今年1月1日起按新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国控点空气质量，“新标准增加了3个评价项目(PM2.5、CO、O3)， 调整了评价时段、评价方法、评价级别、评价类别，收严了评价标准，从而导致评价结果降低的变化。”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胡将军认为，目前武汉并没有发现新的污染源，确实不能说污染比以前严重了多少。“排放的污染物多，再加上气象条件，这一次是全国大范围集中爆发，说明还是跟大气环境有关系。”在胡将军看来，武汉新近开通了地铁，尾气排放等污染应该缓解了一点，然而这次持久性的雾霾说明，对武汉的空气质量还不能太乐观，“气象条件再怎么坏，没有污染物就应该没问题。”
胡将军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关心武汉空气质量的人的看法。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周敬宣也认为，这么长时间空气持续严重污染，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所以集中爆发肯定有个积累的过程。”周敬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有时候也可能是几个原因叠加形成的。
早在1999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吴国平等人的研究表明，1995—1996年，武汉污染点PM2.5浓度达到72.5微克/立方米。颇有意味的是，刘峻过去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武汉PM2.5平均浓度为72微克/立方米，参照美国空气质量标准(AQI)，PM2.5浓度在65.5微克/立方米??150.4微克/立方米区间即为不健康等级。
1月14日，刘峻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统计结果表明，参照美标AQI等级描述，截至2012年12月31日，总共777次的测量结果中，约有6%符合健康等级，27%为中等，近 30%对敏感人群不健康，而列为不健康等级的高达37%，其余分别位居非常不健康、危险、一塌糊涂三个严重污染等级。
在777次测量中，最好的记录是2012年9月8日。当天，武汉暴雨转中雨，空气湿度为92，三级北风，能见度可达10公里以上，下午6点测量的PM2.5浓度是4微克/立方米。最糟糕的记录则发生在6月11日。
“我国现阶段空气中的PM2.5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刘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燃煤、工业、汽车、施工不仅直接排放PM2.5，还会通过光化学氧化剂二次反应生成PM2.5，“现在的PM2.5是人造的，主要是化石燃料的不充分燃烧，煤和石油。”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周敬宣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具体到武汉市内的PM2.5主要来源，是汽车尾气、建筑扬尘、工业排放、餐饮烧烤。“起码有50%来源于汽车尾气。”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底，武汉汽车保有量已达到135万辆。此外，在“满城挖”式的大规模建设浪潮中，此时的武汉，有5000多个工地同时开工。
“其实这些都是有办法控制的。”周敬宣表示，只要政府肯狠下决心，放弃一味追求GDP的政绩观，PM2.5的改善并没有那么难，“武汉本身的自然条件不错，江河湖泊多，只要想有所作为，还是有办法解决。”
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祥斌非常赞成周敬宣的观点，他认为PM2.5积重难返的根源在于，过去没有纳入监控体系，如今虽然各地开始公布测量结果，但仍然没有纳入地方考核指标。
“需要从立法、执法层面进行推进。”曾祥斌1月14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要推出针对性的立法措施，“需要一个系统的解决机制，这样全社会形成合力，多个城市联控联防效果会更好。”
曾祥斌是自然之友武汉小组组长，他所关注的这些，正是刘峻接下来想要去推动的。在坚持自测空气近一年之际，武汉市政府终于把PM2.5纳入监测体系，刘峻除了继续观察武汉空气质量之外，更希望自己能够推动公众认知和政府立法、执法。毋庸置疑，他所面对的将是更加艰巨的挑战，因为在过去坚持自测空气的一年中，能够跟刘峻经常就此话题进行讨论的志愿者，也不过是曾祥斌等三四个人。
雾霾下的车之困
机动车排放是不是空气污染的最大源头?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科学计算。实际上，真正的污染大户不是小轿车，而是商用车。减少汽车出行的措施既需要落实，也需要量化的科学依据
1月12日晚，潘丽靖开车从崇文门到三里屯，那晚街上车不多，但平时开车很猛的她开得很慢，时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因为她看不清楚前面的路。已开车上路6年的潘丽靖说，“雾霾天每年会有，但那天晚上的情况以前我没有遇到过，挺恐怖的。”
12日晚9点更新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24小时均值”显示，北京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为786微克/立方米，位居全国33个“空气严重污染”城市之列。
“尾气管排出来的，不管白的黑的，都能看得见”
13日，王欣收到的手机报内容是：市气象台13日10时35分发布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平原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2000米的霾，空气污浊，请注意防护。
这是北京市气象史上发出的首个橙色霾预警。
“都说大雾、雾霾，为什么这次单预警霾?”王欣在网上搜了一下“霾”，他才知道：雾是水汽凝结，霾是悬浮的可吸入颗粒。王欣当时就考虑去买口罩——上次这么做是非典那年。
“照北京的交通情况，尤其是冬天，我从家到公交站，天冷，空气差，外面的脏东西我不一样吸入吗，还不如坐在自己车里。这种天气反而更愿意开车。”在一家投资公司上班的王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都说汽车尾气排放是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这是肯定的。毕竟北京汽车的数量在那摆着。在马路上等红灯也能看见，尾气管排出来的，不管是白的还是黑的，都能看得见。”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数据， 截至2012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520万辆。“机动车实际上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与酸雨、光化学烟雾、灰霾形成有直接关系。主要是氮氧化物形成PM2.5和光化学烟雾的前提物。”在2012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王开宇说，“从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的结果来看，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占到了氮氧化物总排放量的31%，达到549.6万吨。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和使用量的增加，各污染物排放量均有上升，30年间汽车保有量增加了35倍。”
传统的机动车燃料分为汽油和柴油两种，主要是碳、氢原子构成的多种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由于发动机中的燃烧过程发生的空间极为有限， 每次燃烧过程持续的时间极为短暂， 所以燃烧进行得很不完全，发动机高温等因素导致排气中除含有二氧化碳和水之外， 还含有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氮氧化物、颗粒物等， 这些物质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一定的损害。”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樊守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柴油车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得多一些，汽油车一氧化碳和挥发性有机物排得多一些。”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举行和城市功能的改造，北京市内较大规模排放企业已迁出市区。因而，机动车排放和冬季取暖燃煤就成了最大的两个排放源。
“我们统计过，2008年采取限行措施，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削减下降一半。但不要误导公众说，北京这500多万辆车是导致雾霾天的罪魁祸首，其实不是这样，北京还烧了千万多吨的煤，北京周边还有很多电厂，都对污染有很大的影响。北京的地理位置，也是成因。”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吴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机动车排放是不是最大源头，这种计算我们还在做。如果是按机动车一次性的排放算，它的比重不会排到第一，但排放的其他污染物在这种空气里可能会发生二次反应，生成二次颗粒物，这部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堵车，是北京城市交通最大的顽疾。早在2002年，吴烨就在论文中表明，北京城区昼间平均车速为20公里/小时。车辆走走停停，费时耗油增排。
“在低速的情况下，车辆会排放出更多的污染物。”吴烨的研究表明，当平均速度从30公里/小时降到15公里/小时时，车速下降一半，一般情况下每公里的油耗和污染物至少会提高50%左右，他说，“平均速度降低，就意味着走走停停越来越多。另外，油品质量的提高也对排放量有削减作用。”
开还是不开
车又遇尾号限行，那天潘丽靖没开车。下班后直接去永安里附近的幼儿园接上大班的儿子。牵着儿子从幼儿园出来，连着走过四五个路口，都没有打着出租车。一个小时过去了，潘丽靖决定带孩子坐地铁回家，母子进入1号线永安里站。“哇塞，我在车厢里都不用抱着孩子，他被人拥在上面不会掉下来。”潘丽靖说。
2012年12月28日，北京又有4条地铁线路开通。这些年北京的公共交通网络提高很快，但高峰期间拥挤到近乎失去尊严的乘坐体验，和出租车怠工、挑活等现象，让很多有车族不愿选择公交出行。
“拥有一辆车是无可厚非的，但为了促进城市环保，应该尽量少开。北京一辆车一年的里程数比日本的一些城市多得多，相对来说，日本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比较发达，很多人倾向于选择坐公交出行，这种情况下就减少了一部分机动车排放。”吴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北京过去这十多年其实是做了很大努力控制尾气排放，但不是一两年或者五年就能实现根本性的好转的。”
实际上，真正的污染大户不是小轿车，而是商用车。对于乘用车新车排放的标准，虽然北京自2012年9、10月份开始执行相当于欧V等级的标准，但商用车仍停留在国III的水平。
轰隆隆的发动机噪声中，长途大巴或大卡车一路黑烟疾驰而过，是街头时常能见到的景象。虽然北京市营运客车、厢式货车、重载卡车等商用车总量只有30万辆，但这30万辆排放的污染物，却占全市汽车尾气排放的一半左右。因此，从严治理商用车尾气污染，成为北京控制PM2.5的重要应对举措。
这次雾霾天严重的周末，北京市对位于本市东部和南部的党政机关下令，假如周一天气还是这样的话，公务车辆出行至少要减少30%。
“我们要问，这个规定仅仅是北京市所管辖的党政机关，还是中央的党政机关也要响应这个号召?”13日晚，央视《东方时空》主播张泉灵在节目中问道。12日晚的《新闻联播》中，雾霾天被放在头条播发，“编后话”说：“人人都是雾霾天气的受害者，为减少雾霾天气的发生，呼吁大家都出一把力。”
14日，北京市环保局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有媒体问如何确认公务用车真的停驶30%，交管局将通过什么途径实施监督?北京市交管局安监科科长于友群答，具体停驶车辆数尚未统计。
潘丽靖开车时在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报道。“你有一个这样的措施，但你不知道执行的怎么样。那你告诉我们每周少开一天车，我们会听吗?是不是这种天气下可以放一天假?这也是政府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措施，这样大家自然就不出门了，我们开车出门是要去工作。”潘丽靖说，“大家都从北京的发展获益，也给北京的空气质量带来负担，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去改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一周少开一天车对环境有什么量化数据。政府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力所能及的，你只要告诉我一个明确的说法，那我就会愿意采取正确的做法。”
不论是气象因素还是煤烟污染，长达十余天的雾霾再次给后奥运时代的城市环境敲响了警钟
1月14日早上，雾霾笼罩下的古城保定能见度只有100余米，整座城市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灼烧喉咙的味道。
这天，王金甫犯了哮喘，不停咳嗽，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几天来，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雾霾天气容易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其中二氧化硫是诱发哮喘主因，但王金甫否认说，他的哮喘是因为遗传，每个冬天都难逃过。
或许出于职业敏感，作为河北省保定市环保局副局长，似乎不希望把自己和天气联系在一起。但在保定市人民医院，每天都有二三十名患呼吸道疾病的病人因没有床位无法住院治疗，一位急诊科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雾霾天气持续这些天，几乎天天如此。
十余天来，一条巨大的雾霾带盘踞在华北平原上空。12日，环保部公布的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显示，排名前四的城市都来自河北，石家庄、邯郸、保定的污染指数均为 500，排在前三，唐山以458紧随其后。根据当天河北省空气质量发布系统的监测数据，除了张家口和承德，其他地级市全部属于严重污染，污染物为 PM2.5或PM10等可吸入颗粒物。
按照规定，空气污染指数划分为六个级别，0??50级别为I级，空气质量状况属于优，指数越大，污染越严重，大于300是第六级，属于重度污染，而污染指数最高值为500，所以当天石家庄等城市的污染指数被戏称为“爆表”。这天晚上9点，保定的PM2.5值达到632微克/立方米，是国内现行标准的8倍多。
1963年，一部以保定为背景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红遍大江南北，半个世纪后，雾霾严重超标使这座城市再度“扬名”。
[pagebreak]煤烟扰城
雾霾的天气并没有好转。14日早上，雾霾似乎比前一天更严重了，在户外可以明显感觉到呼吸困难，不少路人都戴上了口罩。
市民王密一早起来送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上学，因为孩子感冒，她特意嘱咐老师最好取消户外活动。王密是大唐保定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供热公司)的党群工作部主任，出于职业习惯，她对天气冷暖很敏感，看电视新闻才知道，雾霾天气中有害的气溶胶粒子极易使抵抗力弱的儿童患上呼吸系统疾病。或许是新闻报道起了作用，这一天，保定各中小学均自行调减或停止了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课和户外活动。
这天早上6点多，王金甫从位于北京右安门的家中出发，目的地是150公里外的保定，原本1个多小时的车程，可将近中午1点，他才赶到单位。“能见度太低，路上还堵车。”王金甫说。
此时，电视台、报社的记者纷纷赶到环保局就雾霾天气采访。仅上午，环保局已接到十几个媒体的电话采访要求，新闻法规处的负责人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解释“主要是气象原因”。
然而在1月3日，河北省11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排名中，保定以406高居榜首，污染指数“红得发紫”，将只有313的第二名衡水市远远甩在身后。空气污染严重“怪”天气的说法显然难以服众。
保定市环保局污染控制处处长秦长箫仍然认为，气象为主要因素，静风天气条件下，空气不流动，区域内的污染物无法扩散，并且不断增加，雾霾就越来越严重。“雾霾已上升到公共事件了。”秦长箫感叹。
在秦长箫看来，煤烟污染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保定市是典型的煤烟型污染城市，大部是分散于市区的小锅炉，无论采取何种环保技术，都很难达到排放标准，成为空气污染的主源。“单小锅炉虽然排放量不大，但冬季取暖期小锅炉的排放总量就变得很大。”保定市环保局一位官员说，在冬季的集中供暖期，不达标的小锅炉的集中排放，烟雾浓度大，距离地面近，加重污染。
保定市曾规定，在2003年底前，取缔1吨以下的小锅炉。据数据显示，当时查封取缔了一大批污染严重的小锅炉后，大气质量由2000年的达标86天，增加到了2002年达标177天。 随后，2004年底又淘汰了4吨以下的燃煤锅炉。保定市供热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保定城区四吨以上的燃煤锅炉还有447个。
事实上，作为保定市供暖的主力，供热公司只承担了城区20%的供热面积，覆盖30万人口，而如今保定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已达200万。除了部分天然气供热外，这就意味着大部分仍处于小锅炉式的非集中供热状态。然而，对于目前保定市区存在的小锅炉数量，保定市环保局和市供热办公室均未能提供相应数据。
后奥运时代污染加重?
王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集中供热是环保的有效手段，但普及需要一个过程，该公司从2004年开始铺管网，直到现在一直处于基建期。
据王密介绍，保定热电厂是供热公司的热源，热电厂将部分用于发电的热能通过管网输送至供热公司位于城市不同位置的十余个热力站，经过热力转换后送至居民家中。
作为保定供热的总热源，保定热电厂每年燃煤量总量达140万吨，发电33亿多度，高峰期时，一天的耗煤量达六七吨，需要两个专列运送。不过，保定热电厂思想政治部主任王瑞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厂在环保方面要求严格，燃煤均为低硫煤，烟气都会进行除尘，并进入脱硫塔过滤掉二氧化硫。“那些小锅炉都是直排啊。”王瑞林突然指着窗外的雾霾天感叹。
2008年曾是热电厂的转折点。2008年之前，根据环保部要求，10万吨千万瓦以下发电机组必须关停，保定热电厂便关停了6台机组，其中包括两台1958年建厂时从前民主德国引进的设备。当年，为了保障北京办一届“绿色奥运”，热电厂也进行了技术改造，但在奥运会开幕前十天，根据上级要求还是关停了，直到闭幕后半个月才重新运营。
在奥运会之前，河北省关停了61家污染严重企业，其中保定对20家企业实施了临时停产措施，使2008年上半年市区空气环境二级以上达标天数达到了175天。
奥运会后大型污染企业是否重新上马?不期而至的雾霾让人们对后奥运时代的环保监管提出质疑。面对空气质量恶化的指责，王金甫说，监管的力度从来没有放松过，只是此次雾霾是气象、燃煤、汽车尾气排放、扬尘以及区域性影响等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就算把保定所有锅炉关停、汽车禁行，由于区域性影响仍会出现雾霾。”王金甫补充道。
在他看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展监测并实时发布包括PM2.5在内的6项基本项目的数据和AQI指数(环境空气质量指数)。“许多标准都提高了，PM10达标值原本是100，现在到70，所以原来达标的天气放到现在就变不合格了。”王金甫解释说，按照旧的标准，2012年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二级标准的天数为331天，比2007年多了30多天，保定市民也普遍反映，这两年，保定的空气确实比2008年以前有所好转。“这说明空气质量整体上是好转的。”王金甫说，环境保护目前已纳入政绩考核之中，“北京奥运”的环保策略不会是一时之举，如今已成为长期的举措。
但市民依旧不满。笼罩城市上空的大雾抵消了环保部门改善空气质量所做的努力，更有人对空气质量监测结果提出了质疑，认为空气污染虽有所缓解，但似乎与公布的数据还有些差距。
据《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权威渠道获知，由于环保测评与政绩挂钩，加之公众可通过网络实时查询空气质量，地方领导深感压力巨大，以致于河北省多市对2012年空气质量指数进行篡改，并虚报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天数。
达标天数涉嫌造假并非没有先例。2009年，北京环保局公布的蓝天为285天。但一位每天坚持为北京天空拍照的市民的结果是180个蓝天。当年，南京市公布的蓝天数有315个，而环保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南京度过了211个灰霾天。
雾霾并未散去。1月14日11时，保定市环保局污染控制处处长秦长箫登录河北空气质量自动发布系统，实时数据显示，保定市的AQI达到408，首要污染物为 PM2.5。系统提示，在此天气条件下，健康人群运动耐受力降低，并建议老年人和儿童停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3个小时后，AQI急升至500，首要污染物变为PM10。“一阵风刮过，这个数值可能就提高了。”王金甫分析说。
据保定市环保局官员介绍，保定市将召开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调动各个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降低大气污染。在一份草拟的领导讲话中提到：“我市能源结构不合理，大气污染物排放基数大的问题仍然存在，连续不达标天气的不良影响仍会激发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下真功夫，就很难向群众交待，就会变成脱离群众、不负责任的政府。”
15日，保定的AQI降至347，但仍处在最高的六级水平，从路人的装束感受不到数据的变化，人们仍然戴着口罩，呛鼻的空气仍旧让人难受。1月15日下午，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大雾和霾黄色预警信号。不过，好消息是，16日午后，河北省的雾霾天气将会由北向南逐渐消散，各地的风力也会逐渐的大起来，北部地区的风力会达到4到6级。
突围“霾伏”之路
雾是天然的，霾是人为的。雾终将随风飘去，而霾却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区域协调治理空气污染，是真正驱散阴霾的根本之道
当2013年的第一场大雾霾笼罩在北京的时候，很多人想起了2012年夏天的那场特大暴雨袭城。
从1月12日下午起，由于点击量激增，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网站出现瘫痪，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连续两天冲击500，PM2.5最高达900，污染级别连续维持在“严重污染”的水平。
在我国空气质量指数分级体系中，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300，就属6级空气，被定性为“严重污染”。据统计，1月12日，全国至少有30个城市遭遇6级空气污染。
当日，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数据显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全国50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世卫组织推荐标准的不足5个。
寻找“霾源”
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增多，不少地区把阴霾天气与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霾和轻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大气浑浊、视野模糊、能见度降低。
据气象专家介绍，通常在低层大气中，气温是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的，但某些情况下会出现逆温现象——气温会随高度的增加而升高。在出现逆温现象的大气层，较暖而轻的空气位于较冷而重的空气上面，形成一种极其稳定的空气层，笼罩在近地层的上空，严重地阻碍着空气的对流运动，导致近地层空气中的各种有害气体、汽车尾气、烟尘以及水汽等，无法向上、向外扩散，有利于雾霾的形成，并由于空气中的污染物不能及时向大气中扩散，造成大气污染加重。
“逆温现象出现时，有害颗粒分布在空中，像锅盖一样压着，挥之不去”，对于雾霾天气的出现，武汉市环保局原副局长王家源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霾的出现，说明有颗粒物排放，其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如果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由于没有太多污染，这样的天气下只会出现雾，而不会有霾。”
的确，按照北京环保监测中心的数据，1月12日17时左右，北京市很多地区的PM2.5浓度值都达到每立方米700微克以上;23时，西直门北、南三环、奥体中心等监测点PM2.5实时浓度突破900微克，西直门北高达每立方米993微克。
“这些数值意味着非常严重的污染，按照国家标准，PM2.5日均浓度限值为每立方米75微克，有的时段高出了10倍左右。”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非常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了解到，自从1月1日我国74个城市按空气质量新标准开展监测并实时发布PM2.5等数据以来，京津冀区域城市中半数以上出现空气质量连续超标现象。长三角区域城市的129个国家网监测点位约有三分之一出现空气质量连续超标现象。其他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的监测点位也有不同程度超标。
这和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基本一致。总体上，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比中小城市严重得多。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人口在100万至200万之间。此外，在中国局部地区，污染物相互作用，并且与来自附近城市和工业区的污染叠加，形成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
治理的顶层设计
就在此次雾霾袭来之前的2012年底，北京市就出台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方案”将空气重污染日分为重度、严重、极重，分级采取相应的污染应对措施。此次雾霾出现期间，北京首次实施“极重污染日应急措施”。
“重污染日的分级将根据AQI的高低划分。”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介绍说，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当一个或多个区域24小时AQI指数达到500则为极重污染日。在极重污染日应急措施实施中，施工工地应停止土方施工;冶金、建材、化工行业的污染减排量应达到30%;在京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要带头停驶公务用车30%。
1月14日， 北京市成立了协调机构，主管环保的副市长挂帅，其责任分解表中对北京市教委、环保局、住建委、交通委、卫生局等13个政府部门和各区县政府都提出了明确细致的要求。比如此前广受关注的“公务用车带头停驶”就明文指定由市交管局负责实施，对北京市经信委的要求则是协调落实重污染日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市住建委负责督促施工单位控制扬尘乃至责令停止土石方作业。
按照方案的实施原则，空气质量预报把全市分为五个区域、东北、西北、城六区、东南、西南，根据这五个区域分级预报分级采取应对措施。这一天可能实施重污染方案，但是不同的区县，不同的部门在执行不同的级别方案，可能分区预报，分级应对。
就在14日，国家环保部也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在继续强化火电、钢铁、水泥等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控制基础上，突出抓好工业烟粉尘、施工扬尘、挥发性有机物和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工作，在重点地区建立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制制度，和新建项目污染物总量倍量替代制度。
根据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和气象预报分析，中国华北、黄淮、江淮、江南等中东部地区出现的雾霾天气仍在持续，多地遭受严重污染。环保部称，要落实重污染天气条件下的应急预案，根据污染级别，建立响应机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区域协调之路
然而，天空中的雾霾并不会按照人类的标准被划分出区域。
早在2008年，为保证奥运期间北京市的空气质量，该市曾经提出“全年蓝天计划”，和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相邻省区市联手整治奥运年的北京空气质量，多省相继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北京市的环境管理部门的具体措施是，在能源使用上，以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取代煤炭，把天然气送进胡同、四合院，号召老北京放弃点煤炉子过冬的老习惯。 此外，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搬迁，比如，首钢为了奥运也暂时停业，其他污染企业也进行了技术改造或搬迁，一度让北京在2007年就出现245个蓝天。
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根据监测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北部延庆等地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好，越往南，污染越重，特别是到了河北的保定，污染就更严重。
环保部的最新通知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要建立和完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增强区域治污整体合力。此前，《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要在京津唐等污染较重的地区实施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政策。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表示，这一措施将倒逼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清洁能源。
具体来说，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需要包括联合执法机制、重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会商机制、环境信息共享机制、大气污染预警应急机制。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工程学博士李勇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果这些新机制启动，将意味着传统的环境管理思路要进行重大调整。比如，河北今后要建一个燃煤电厂，就不能自己说了算，可能必须听听北京和天津的意见。但这些政策因为区域经济发展利益的不平衡，也存在一定的执行难度。李勇智认为，从长期来看，区域协作是最佳办法，因为只有这样，外部污染物的迁移才能得到有效控制，整个环境生态才会发生根本好转。
区域协调战略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就已经运用。这三个城市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周边的城市也都采取了大规模的治理措施，包括工厂限产、交通限行，曾经取得过良好的效果。
此次，大范围覆盖全国多地区的雾霾即将散去，但极端污染天气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令人不得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