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带给国人无限的惊喜。作为亲历者，周建平的感受更为强烈。从发射场系统总设计师，到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再到担任工程第二任总设计师至今，周建平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十年。
“人一生中所能干的事是有限的，能参与完成我国载人航天跨越式发展，是我最值得自豪的事。”周建平说。
我们中国是载人航天的后来者，也是自主创新的超越者，在目标飞行器、交会对接方式等方面，采取了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正是航天人自主创新的艰辛探索，一步步把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变为现实。走向太空的每一个脚印，无不铺设着一块块创新的基石。
从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和远距离测试发射的“三垂一远”发射模式，到国际先进的、基于IP技术的“永远在线的航天测控网”;从火箭控制系统采用更加精准的迭代制导手段，到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交会对接机构……一路发展，一路突破，一路创新。
周建平说，早在1965年，人类就实现了两个航天器之间的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在这个领域，中国人是后来者。我们认识到，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迎头赶上。
2011年9月29日，中国全新研制的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顺利升空，之后它相继与后续发射的神舟八号、神舟九号飞船成功实施了无人交会对接和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此番完美突破空间交会对接技术之后，中国已完全掌握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
作为建设空间站必须迈过的关键一步，空间交会对接规模大、技术复杂、风险多。美俄(苏联)一开始均选择多次发射目标飞行器，验证交会对接技术。
“从总体方案讲，我们的首次交会对接任务和当时美俄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飞船与飞船对接。而中国专门研制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这在技术、经济等方面更具优势。”周建平说，“天宫一号除了完成交会对接以外，与飞船相比，它可以给人提供访问、工作、生活的支撑能力。当飞船和目标飞行器对接以后，人们可以进到这个目标飞行器里面去，在里面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包括进行科学实验，如果用飞船去做，这个是做不到的。此外，我们采取N+1的交会对接模式，使得一个目标飞行器可支持多次交会对接。这种做法和国外完全不同，是世界独创。”
周建平说，我们的目标飞行器也是一个小型的空间实验室。利用这个目标飞行器，我们可以去研制和验证空间站的一些技术，为未来空间站的研发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正是中国航天人自主创新的艰辛探索，正是这一系列中国创造的新技术、新创造、新突破，一步步把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变为现实。
插头“缩针”，座椅缓冲机构不稳定……面对一个个小故障，航天人像对待重大难题那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保证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可靠、安全，万无一失
在某次神舟飞船发射任务准备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周建平说，这件事情至今让他和很多同事记忆犹新。
一个设备的插头在即将发射的前几天突然出现了“缩针”的现象。为了尽快查清问题，当时的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亲自赶到现场，要求技术人员把插头解剖开来查看。技术人员对这个“缩针”的插头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对此工程总指挥都认真仔细地一一听取了汇报和分析，直到对问题有准确、可靠和一致的结论。
“按常规来说这个小故障交给技术人员处理就可以了，可最后并没这么做。”周建平说，这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载人航天人对这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
周建平说，直到现在他们还常常说到这件事情。虽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插头，但体现了载人航天工程对高可靠、高质量的追求，也体现了载人航天人确保完成任务的决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每个航天人的心中，责任、严谨、可靠、安全……始终是工作中的关键词。
神舟五号，杨利伟代表中华民族实现飞天梦想，任务准备过程中，技术人员发现飞船的座椅缓冲机构工作不够稳定。而飞船从太空返回时，一旦着陆缓冲发动机发生故障，座椅缓冲机构的不稳定就会影响到航天员能否安全着陆。“问题发现以后，我们紧急组织有关人员加班加点进行攻关研制，最终赶在发射前研制出了一个具有新的缓冲原理的缓冲机构，用它替换掉原有的旧机构，增强了可靠性。”
“这是故障情况下保障安全的一个装置，那么短的时间能把它重新研制出来，并完成试验和鉴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真正体现出了载人航天技术人员高度追求‘安全第一’的态度和精神。”周建平说。
神舟七号任务时，周建平接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这一技术最高负责人职务。之前，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曾跟他有过多次的谈话和交流。
“谈话中有两点我是深深记在心里了。第一，一定要用技术手段来保证可靠。第二，飞行任务一旦出现问题，一定是技术责任，一定要想办法用技术手段使它达到高度安全和可靠。”周建平说，这两点也确实如真理一样，在此前和此后的无数次试验当中一直被反复实践和验证着。
“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完整、做到位，剩下我们就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去执行任务了”
谈及每次执行任务时令自己最紧张的时刻，周建平笑了，“不瞒你说，我最怕发射准备的过程中半夜接到电话了”。
当然，也正是有了这说不清多少次的半夜电话背后的攻关和努力，才保证了发射任务最终的圆满顺利。
“其实真正到了发射任务执行的时刻，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不错的，而且一次比一次放松。”周建平说。
他坦陈，风险是载人航天的一个特点。“我们既然干了这项事业，就不能回避它有风险，这也是回避不了的。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首先必须清楚工程大系统在哪些方面可能存在风险，然后要采取各种措施尽最大努力去降低风险。如果出现问题一定要把它彻底解决，不是说换个新的就拉倒，你要对问题刨根问底，做到定位明确、机理清楚、故障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解决问题时要按照这个标准、按照科研程序一步一步做好，每一个环节的责任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完整、做到位，剩下我们就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去执行任务了。”
周建平透露了执行神舟五号发射任务时的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
“我们对飞行时航天员的一些生理参数是有监测系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大家还都是比较紧张，我们密切关注着航天员杨利伟进舱后的状态。但是让我们都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杨利伟从入舱一直到火箭点火升空飞行的过程中的心率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一方面说明了航天员自身具有极其优秀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先进和成熟的载人航天技术以及之前充分到位的准备工作让我们的航天员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
回顾这十年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历程，周建平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自豪。“神舟九号发射前一天，当时也正值‘蛟龙’号载人深潜器冲击7000米海底深潜纪录，有外国记者问我有什么感受?我当时的回答是非常高兴我们这一代人能实现毛泽东同志说的‘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宏大志向。现在心里依旧是同样的感受。”
作为航天人，周建平有着自己的航天梦想。他的愿望有两个：一是希望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发展，实现“三步走”和更加长远的目标;二是要脚踏实地做好每一步工作，通过不断的努力，最终能够使得我们的航天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让航天员在太空飞行的时间更长，距离更远，为国家经济和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载人航天大事记
2002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任务创造了中国运载火箭低温发射的历史纪录;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首次将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
2005年10月17日，神舟六号实现了“多人多天”的飞行任务;
2008年9月27日，神舟七号完成了中国航天员首次太空行走;
2011年和2012年，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神舟九号完成了两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空间实验室，中国三名航天员首次住上了这个“太空之家”……
